王佳宁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从本质上来讲就是政府的“自我削权”。凡是通过市场机制或者依法设立的中介组织能够解决的，通过制定和实施强制性标准、技术法规能够解决的，通过事后监督或者事后补救方式能够解决的，断然没有必要设定行政审批项目

　　    行政审批背后掩盖的是审批经济与市场经济交融时期政府部门的“权力寻租”，部门权力与部门利益“孪生”是问题的根子。改革审批制度表面上是拿掉了一些行政部门的审批权，但无形中减少了一些行政部门的利益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效果如何，不仅要看清理减少了多少审批项目，更重要的是看是否通过改革实现了制度创新。从这个意义上讲，减少行政审批和注意行政审批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无疑应成为各级政府自身变革的一个推动力

　　    

　　    据广州媒体报道，将于8月1日正式实施的《广州市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公共服务行为规范试行规定》，已把不按有关规定办理行政审批事项，列在公务员“不得有”的9大行为的首位。对公务员违反被禁止的行为之一的，将按情节轻重进行从检查直至辞退的处理。

　　    广州此举是在特定的背景亦或一种大趋势的“个性化”操作。今年3月，新华社发自北京的消息说，国务院决定在第一批取消789项行政审批项目的基础上，再取消涉及经济、社会、行政管理及其他方面事务共406项行政审批项目，另将82项行政审批项目作改变管理方式处理，移交行业组织或社会中介机构管理。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从本质上来讲就是政府的“自我削权”，政府将自己管不好或者不该管的事务交给市场和社会中间组织，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促进行政管理体制的革新。在笔者的印象中，国务院第一批取消的行政审批项目是去年11月3日公布的，加上这次，两次共取消1195项审批项目。

　　    毫无疑问，不管从哪个渠道听说这事的任何一界人士，都会举双手赞成，尽管从宣布到取消会有一个过程。曾几何时，行政审批是行政机关依法对社会和经济事务实行事前监督管理的重要手段，发挥过重要作用。然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和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应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大举措，削减行政审批应首当其冲。问题是，目前正在全国各地开展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也有“杂音”。

　　    7月间就有报道说，一场奇特的“菜谱风波”席卷中原某市的大小饭店。原来，根据该市物价局出台的“餐饮行业明码标价实施办法”规定：从7月1日起，市内的所有饭店，都必须启用“新式菜谱”。新式菜谱“应在标价签、价目表上标明菜名（品名）、规格、主料及主要辅料的重量、价格”。根据要求，饭店要么去指定商场高价购买物价部门监制的新式菜谱，要么经过物价部门审批后才能自己印制新式菜谱。对此，物价局解释说是为了“规范经营者的行为”；而饭店普遍认为既没有必要，也难以操作；有经营者更是直截了当地说物价局其实就是为了卖菜谱和审批菜谱。

　　    这条新闻看似“有趣”，然负面波及甚广，笔者并不认为类似的行政审批有多少计划经济的色彩，这是行政审批“反弹”的结果，即所谓一边在清理，一边在审批。因为，不符合政企分开、政事分开原则的审批项目，很容易看得出来。凡是通过市场机制或者依法设立的中介组织能够解决的，通过制定和实施强制性标准、技术法规能够解决的，通过事后监督或者事后补救方式能够解决的，断然没有必要设定行政审批项目。试问，政府的一些部门为何拿捏不当？联想到其它一些地方关于行政审批的多个案例，阻碍行政审批改革背后的一些东西已浮出水面。

　　    一方面，行政审批背后掩盖了什么？这背后掩盖的是审批经济与市场经济交融时期政府部门的“权力寻租”，部门权力与部门利益“孪生”是问题的根子。有的行政审批行为失范，甚至出现滥用职权、滋生消极腐败的现象。审批权像少数政府部门的“命”，雁过而不让拔毛，那份难度简直无法想象。改革审批制度表面上是拿掉了一些行政部门的审批权，但无形中减少了一些行政部门的利益。因此，百姓到政府部门办事，就受到了一些部门消极对待甚至抵制。

　　    另一方面，管理者缺位是造成行政审批出现“清理－膨胀”怪圈的制度原因。为什么清理减少的审批项目又反弹膨胀？这里的问题出在审批权的产生机制上。目前相当一部分审批权是由各部门出台的行政法规和规章等规范性文件确立的，也就是说，很多时候一个部门只要颁布一个文件，就可宣称自己拥有一项审批权。媒体披露的众多案例，是为有力注脚。

　　    任何社会个体都是根据外部社会约束条件以及自身的价值信念和动机从事各种行为选择的。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讲，制度构成经济人行为选择的基本约束条件。因此，行政审批管理的不缺位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是落实法律、法规上的不缺位，这是减少行政审批出现“清理－膨胀”怪圈的首要办法。继国务院有关部门发布关于减少行政审批的规章之后，据悉上海市按市、区权限，把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列为“十五”计划中重要的一项改革；陕西省砍掉了657项审批事项，精简率为44.5％。

　　    其次是管理责任主体的不缺位。行政审批的第一责任者是政府，不是政府部门。事实上在一些地方，因为审批程序过多而影响投资环境，让投资者说三道四的就是政府，但实际操作的是政府部门。因此，政府不妨在减少行政审批的制度上，除了分清哪些项目要减、哪些项目不减或缓减外，重要的是要建立完备的管理和监督体系，重在后者。

　　    再次，日常管理不能缺位。行政审批背后隐藏的问题有一个萌芽、发展的过程。把其中出现的问题哪怕一丁点的枝节问题，及时解决到位，既能使社会承载的负面影响减少到最低限度，又有利于这项工作的开展。往深里说，日常管理的水平体现着行政管理的水平，也是行政审批的第一责任者——政府责任心的重要体现。

　　    一个人要上场踢球，必须换上球鞋，否则不管是穿皮鞋还是穿布鞋上场，都有可能摔跟头。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效果如何，不仅要看清理减少了多少审批项目，更重要的是看是否通过改革实现了制度创新，这是根本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减少行政审批和注意行政审批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无疑应成为各级政府自身变革的一个推动力。

　　    （作者为《改革》杂志社副总编辑）

　　订阅新浪体育新闻，送你皇马球票让你亲历五大球星风采
　　新浪邮箱雄踞市场第一 真诚回馈用户全面扩容
　　新概念英语 口语 出国考试 考研暑期限时优惠
　　无数人梦寐以求的境界，亲密接触，激烈搏杀，包你爽上“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