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对价值和财富创造的认识

　　青连斌在《中国社会发展战略》今年第二期上撰文认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必须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所具有的与时俱进品质的要求，把马克思主义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基本原理同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际结合起来，不断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研究和认识。作者指出，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研究和认识，必须正确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特点，正确认识价值和财富是怎样创造的。作者认为，价值和财富是由劳动和其他生产要素共同创造的，但劳动和其他生产要素在创造价值和财富中的作用是不一样的。劳动时间既不能客观地反映劳动的量，更不能客观地反映劳动的质，也就是说，它不能客观地反映劳动是否有效、是否有经济效益。因而，劳动时间不能作为分配的唯一依据。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根本指针

　　周锦尉在《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今年第三期上撰文认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表明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理论高度，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成为全党全国人民在新世纪新阶段继续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是历史和逻辑的必然。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态度学习贯彻好“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新的实践，并努力在实践中继续发展马克思主义，是把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断引向深入的基本要求。为此，应当注重坚持学习理论和指导实践相结合；坚持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相结合；坚持运用理论和发展理论相结合。在大力推动实践创新的同时，推进理论创新。中国解释学与解释学中国化

　　贾红莲在《江海学刊》2003年第4期撰文认为，创建中国式的解释学逐渐成为国内和海外汉语哲学界学者讨论的一个热点问题。近20年来，学者们提出了“创造的诠释学”、“本体诠释学”、“经典诠释学”、“中国解释学”等构想，对创建中国解释学的可能性和必要性、途径与方法做了较深入的探讨。文章认为，中国解释学问题的提出首先面临的是中国解释学的合法性问题，它本质上折射的是中国传统哲学与文化的现实境遇和未来走向问题。作为现代意义上的知识系统和学科门类的“中国解释学”是中西文化交流后的产物，今天所谓“中国解释学”，乃是人们以某种取自西方解释学理论与方法解读中国历史上非解释学的文本创造出来的。在此意义上，要厘清一般意义上的“中国解释学”和“解释学在中国”、“解释学中国化”的界限。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投资法的新发展

　　钟立国在《法学》2003年第7期撰文认为，在经济全球化的作用下，国际投资法必然走向趋同化、自由化的道路，这对国际投资法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同时，在经济全球化这一背景下，东道国对外国直接投资的立法权、管理权也将逐步被削弱。我国是利用外资的主要国家之一，国际投资法的变化发展必然对我国外国投资法带来深远的影响。我国应研究国际投资法的发展规律，完善我国的投资立法，把握主动权。民族文化的雅与俗

　　许嘉璐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撰文指出，文化可以划分为三个层次：表层文化、中层文化和深层文化。民族文化有雅俗之别，而礼则是传统雅文化的核心，是俗文化的升华。礼是不断演变和外向辐射的；礼与俗之间是相互影响的。礼不断外向辐射影响俗的变迁，俗则部分地不断上升为礼。雅与俗如果隔绝，就是民族文化衰败的前兆。在现代中国社会，任何时候都要自觉地为雅文化与俗文化按照其自身固有的互动规律进行沟通创造条件，并积极促进之，从而达成民族文化的“自觉”，来回应全球文化一体化带来的冲击，这是一个极其重大而重要的命题。法美学的概念、体系与发展前景

　　李庚香在《社会科学战线》2003年第3期撰文认为，法美学是一门人学，人文理性是它的基石范畴。法美学是体现制度正义和体制正义的人文学科，它以生产方式为自己的逻辑起点，以权利体系为自己的核心内容，以实现“利益”的能力为自己的理论终点。21世纪的中国法美学建设必须既考虑社会理想的因素，又考虑社会现实的因素；既考虑社会主义的因素，又考虑市场经济的因素；既考虑国际惯例，又考虑中国的法律传统。只有拥有一种法美学的“大智慧”和立场，只有坚持“理”、“力”、“利”的整体关照，才能发展中国法学并提升中国法学发展的新境界。论数字化时代的人文精神

　　鲍宗豪在《社会科学》2003年第6期撰文认为，数字化时代人文精神的精髓是：人在数字化时代锲而不舍地追求真善美的精神。强调站在数字化时代认识人文精神，不仅突出了人文精神的时代性，突出了不同时代人文精神有其不同的历史内涵，而且强调了认识与探讨当代人文精神的新的历史条件与新的语境。在数字化时代，要在技术、经济与制度的互动中，促进民族人文精神的建设。政治学研究中的利益分析方法

　　祝灵君在《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撰文认为，政治学研究中的利益分析，是以公共利益为分析对象，把政治看作是体现了权威、交换、说服三个特征的利益活动，结合人性化科学化判断的一种研究视角，它包括利益主体、利益目标、利益观念、利益分配机制等多种分析标准。作为一种分析方法，它是对传统政治学研究中的经济分析法和阶级分析法的发展，并日益成为一种综合性分析方法。稿件来源：光明日报（来源：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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