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7月29日电　姜素椿：我以我身抗非典 驱除疫魔为人民

　　在全国抗击非典的战役中，我有幸参加了北京市第一批输入性非典患者的抢救，北京市第一例非典死者的尸体解剖，第一个用自己的身体进行了血清注射试验，为治疗非典探索了一条有效途径。不久前，我被光荣地评为“全国非典防治工作优秀共产党员”和“全军抗击非典工作先进个人”。

　　今年3月7日傍晚，我家的电话铃声突然响起。我拿起电话，就听到医院（解放军302医院）医务部王主任急促的声音：“姜教授，有一名危重病人，院长请您来一病区急诊。”

　　病情就是命令！放下电话，我三步并作两步赶到病房。院长吕占秀告诉我，这批山西来的病人呈肺炎症状，而且是从广东回来后发病的。我的心里顿时“格登”了一下。此前，只听说广东出现了非典，但在北京还是第一次听到。我正琢磨着如何抢救，吕院长发话了：“姜教授，您这么大年纪了，就在病房外坐镇指挥就行了！”话音刚落，从病房里走出来的医生，报告病人的病情很不好。我对院长说：“不行，我必须进入病房才能指挥抢救！”可院长就是不同意。旁边的医生也劝我：“教授，里面很危险，您还是别进去了。我们出来给您汇报就行了。”我当时就急了，说：“一个医生不见到病人，怎么抢救？”我顾不了更多，很快穿好隔离服，还特意在口罩下垫了两块纱布，就冲进了病房。这时，病人已经插管，情况十分危急。我立即组织抢救，6名医生轮番给病人做心脏体外按摩。那一刻，气融胶粒污染了整个病房，所有参加抢救的人都有被感染的可能，特别是在气管插管后，毒性更大，致病性更强。但在当时，大家谁也顾不上这些，心里只想着要把病人救过来。虽然我们尽了最大努力，但由于这位病人年龄偏大而且病情太重，最终还是未能得救。

　　停止抢救后，我马上交代了两件事：一是让护士做好尸体料理并加强防护，防止尸体排泄物外流污染环境；二是所有人员下去先洗澡，把衣服鞋袜都更换消毒后才能回家。离开病房已经凌晨1点多了，我在院子里转悠了好久，思考第二天的工作。回到家里，我把衣服和鞋袜全部脱在凉台通风的地方，洗澡后悄悄睡在了另一个房间，打开窗户，我怕将病原传染老伴。

　　说实话，我看了一辈子的传染病，像非典这么厉害的疾病不多见。半小时前病人还吃过东西，怎么死得这么快？这种病到底是由什么引起的？这只有依靠科学，从病原、病理上找证据。我立即向院领导建议，尽快进行尸体解剖。

　　由于病人尸体内残存着大量病毒，打开胸腔，病毒会四处蔓延，危险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院领导考虑我年龄大，坚决不让我参加尸解工作。但我还是坚持进入了解剖室，和病毒、免疫、微生物专家对各个组织器官进行了细致的研究，用最快的速度完成了北京第一例非典死亡患者的尸解工作，为开展ＳＡＲＳ研究积累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尸检结束后，院领导考虑到我年事已高，又连日劳累，怕我被感染，便给我下了一道“死命令”，坚决让我撤离一线。我对院领导说：“我是一名医生，医生的战位就在救治第一线。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我怎么能撤离呢？”接下来的几天，我先后4次下到病房看病、讨论，每次一呆就是好几个小时。

　　3月14日傍晚，我忽然感觉身上发冷，而且这次的冷和往常不一样，还伴有点寒战。一试体温37．6℃！我意识到可能出问题了。我立即向医务部作了汇报，院领导让我赶紧住院。我说：“隔离观察一天再看，如果明天还不退烧，我就马上住院。”

　　第二天下午，我不但没有退烧，体温反而升高了。走！立即住院。老伴坚持要把我送到病房。我考虑到她也是70多岁的人了，病房是污染区，多一次接触，就多一分危险。只同意她送到楼下，可老伴不依，一直跟在我后面。我想把她挡回去，可她赶紧跟上来，双手紧紧握着我的胳膊。我看见她咬着嘴唇，泪水在她的眼睛里直打转转。我的鼻子顿时也感到酸酸的。我干脆挑明，说：“这次我可能回不来，你了解我，前两次不都过来了吗，我会争取的。目前，我们需要的是坚强和理智，你回去吧！”她站住了。我往病房走去，当时下着小雨，我摸着头，几分凉意给了我几分清醒。这条路，我走了40多年，平时5分钟路程这次却走了15分钟。

　　经检查，流行病史符合，体温符合，胸片符合。我被确诊感染上了非典！躺到病榻上后，我反倒平静了，拿定主意，对自己“约法三章”：做到心态平稳，吃好饭，睡好觉，准备闯关！首先，我是病人，要守院规，争取合理治疗。第二天，主任、护士长查房，我就提出：我躺着，你们站着讨论；我举手，你们叩锤定音。（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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