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马金瑜

　　晨报讯：“连中学的同学都打电话骂我，有的骂很难听。昨天，我工作的‘好医生’网站在北京的总部也打来电话，问是怎么回事？”

　　7月27日，站在记者面前的周伟峰显然情绪很不好，脸上的笑容退去了，眼睛里布满了红血丝。到7月29日记者发稿时，周伟峰收到的责骂的电话依然不断。

　　《一个医生论非典型改行》的报道是本报是于7月25日刊发的，第一个电话是这一天10点打来的，是周伟峰一年多没见的中学同学，“在报纸上看见你了，周伟峰……我觉得你是吃不了医生这份苦，逃跑了！”

　　一位大学同学甚至在电话中说：“周伟峰，你傻了吗？还把真名实姓照片全登在报纸上，你想找骂吗？”这是首府某医院的一位大夫。

　　接下来的电话，有医院的、卫生厅的，都在问同一个问题：“怎么回事？”爱人的家人甚至也打来电话：“你到底是不是‘逃兵’？”

　　“我想说，我不是‘逃兵’，我只是很想借这个机会替大夫说几句心里话。”周伟峰声音并不高，但依然是坚定的，有力的。

　　记者：有读者认为你就是因为害怕，逃跑了，持这种看法的甚至还包括你的家人和相处多年的老同学、老朋友。可以说他们对你的辞职，以及通过媒体站到大众面前来的行为，是很不理解的。你现在怎么看待自己呢？

　　周伟峰：我认为自己不是，而且我认为自己的辞职与非典没有本质的联系，我并不害怕。我只是觉得医生这个职业高风险、高责任、高奉献，压力太大，而且我这个人也有点坐不住，我总在想，我的才能是不是还可以在其它方面施展呢？

　　记者旁白：几天来，周伟峰的生活很不平静，他和他的家人都因为我们的报道承受了很大的压力，在接受了采访，并同意公布真实的姓名和照片时，记者曾多次问过周伟峰：“可能你会成为一个很有争议的人物，你不担心吗？”他说，如果更多的患者能因此理解大夫，他自己做出这一点牺牲也没有关系。

　　周伟峰告诉记者，公司有明文规定，任何人有损害公司形象和名誉的行为，立即开除，在采访前，周伟峰是知道的——他很可能会因此丢了辞职后的第一份工作。但他没有退缩，在背负了重重骂名之下，还是反复说：“很感谢你们报社，也谢谢你，让我有机会替医生说几句话。我不后悔站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可以认为周伟峰是一个非常有勇气的人，勇敢的人。

　　记者：你对你现在的工作满意吗？如果真的因为这篇报道丢了这份工作，你会后悔吗？

　　周伟峰：我现在虽然没有当医生，但我所工作的网站是卫生部科教司、中华医学会以及各专业分会指导下成立的专业医学教育网站，目前为止是我国惟一一家综合类继续医学教育网站，并有权授予国家级一类学分。可以说，我做的行业仍然是为医疗事业服务的，我很高兴。如果我真的不能再继续做这项工作，我觉得还是很可惜的。当然我也可以去找其它工作，但相比较而言，我还是比较喜欢这份工作。

　　记者：这两天我收到了一些医生的电话，总的来说，他们感觉你的话道出了他们很少有机会说的话。

　　周伟峰：谢谢同行的理解和支持，相信他们也有很多心里话想说。我说的还远远不够。我只想恳请广大患者和家属对医生工作者多一些理解，多一些支持，多一些关心，相信医生，配合医生，使医患关系更加融洽和谐。如果我的努力是有点作用的，那么我现在所承受的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记者旁白：北京市医师协会有一项统计结果显示：从1997年到2001年6月，仅北京就有2742名医生离队。而一个最普通的住院医师，他从学医到从医的成长至少需要七至九年的时间。周伟峰的困惑可能不仅仅在医疗行业存在。

　　医生，这个让人爱恨交织的职业

　　口述人：热依汗

　　身份：新医大五年级学生

　　我很想说句心里话，其实当医生很难，当一个好医生更难。我实习所在科的医生，做一个手术从早上9：30到下午4点，手术前只喝了一袋牛奶，就一直撑着。他一下手术就赶快去查房，一个病人问他：“你早上怎么不来？怎么不管病人死活。”这位医生是个好脾气，他什么也没说，检查完就走了。一会儿功夫，他又因为要处理急诊上手术。连饭都没来及吃一口，而且手术还不知道做多长时间。他只是个普普通通的医生，不可能有高额的回报，只要人们能理解就心满意足了。

　　口述人：阿迪力

　　身份：新医大一附院急救中心内科大夫

　　抗非典的时候，医院组建发热门诊，我报名了，第一个夜班就是我值的。

　　印象最深的是有一个病人对我说：“你们大夫也够危险的，不容易啊！”这句话普普通通的，差点让我的眼泪掉下来。

　　在急救中心工作的6年里，我忍受了许多人的无礼谩骂，心里真是很委屈。我也是人，我也怕死，我才30岁，我也有灿烂的青春和生命等着我去享受。我从小立志当一名好大夫，可是站在离死之最近的地方就是我的生活，我的职责。我还是希望我们能得到社会的理解。

　　口述人：赵立(化名)

　　身份：新疆建工医院医生

　　三年了，我都没有回过阿克苏看父母，有空就打个电话问候一下。我一回家，病人交给谁管呢？印象最深的是去年12月31日，夜里一个老人突然病危，他的孩子和亲戚说：“抢救不过来就算了。”我当时听着很心酸，但我没有放弃，忙碌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早上八点多，老人醒过来了。

　　我回到办公室，听到外面的鞭炮声，才知道是新年到了。想起父母，我的眼泪忍不住滴到了桌子上。

　　本报《一个医生论非典型改行》的报道发表后，有许多读者打来电话，谈了自己的看法。以下是部分摘录：

　　院长眼中的医生职业新医大一附院副院长王喜艳：在送医护人员进驻非典定点医院煤矿医院的时候，我心里非常难受，进驻人员中不少都是我的老同学，老同事。

　　其实非典只是让医生职业的危险更集中地显露了出来，医生一直以来都是一个与危险、风险相伴的职业，且不说霍乱、肝炎、艾滋病以及刚刚过去的非典等不断出现的传染病，在日常情况下，常见的放射性损伤、化学毒物损伤、血液暴露、针刺感染等等，危险因素都伴随着医生这个职业。

　　医生职业的慢性消耗也是不可忽视的，每做一个手术，医生都要选择：选什么样的手术方案，怎么做更好……做一个手术医生至少4—5天精神都是处于高度紧张状态，而我们的医生是天天在做手术，并不是4—5天才做一个手术。我们的大夫很多时候是非常委屈的，在现有的医疗体制和环境下，我也只能对他们说，把自己的事做好。

　　这次抗击非典，可能没有哪个医生会想到，鲜花、祝福、嘉奖……那么多人感激和尊重他们。这是一个机会，希望这种理解能多一点，能久一点。

　　卫生厅副厅长张斌：医生这个职业压力大，风险高，太辛苦，是客观存在的情况，这和医生从业的环境和现行的医疗体制有很大关系。

　　医生辞职并不是这次非典才出现的情况，但这段时间少数医务人员的辞职，是一个长期压抑的火山口爆发了，这是一个悲剧。

　　乌鲁木齐市妇幼保健医院宣传干事李军：我们医院的两个比较有名的大夫，曾经好几次在手术台上昏倒。因为她们一天要做几台甚至十几台手术，因怕上厕所，不敢喝水，少吃饭。

　　患者眼中的医生职业

　　在新医大一附院门看病的王先生：抗“非典”的时候，那些医生护士大热天也戴帽子和口罩，穿好几层的防护服，还很危险，真的挺不容易的。医生也是人，作为患者，对于极个别的医生不负责任的做法，可以采取法律的手段解决问题，但不要侮辱医生。我们谁能说自己不需要医生呢？

　　在兵团医院就诊的郭女士：医主的态度怎么样我不在乎，关键要能给我把病看好，这是他的职责。

　　住在五星路的赵先生：有些时候，医生说话挺冷漠的，让人心里真的不是滋味。总觉得自己好像低人一等，生怕他们不给我把病看好。

　　新浪点击(部分网友评论)

　　网友supery0621

　　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利，有人选择无私奉献，有人选择独善其身。只要没有妨碍别人，都是合理的。我觉得他完全没有必要有其他想法：他不过是选择了一种生活方式，而他有这个权力。

　　新浪网友

　　我也是一名大夫，伟峰的选择是对的，我们都有同感，祝您一路走好！

　　新浪网友

　　从更广泛的角度讲，我们整个社会对医生这个职业又有多少理解呢？当我们在胜利后把荣誉赋予医生时，我们对他们又有多少真正的理解呢？！周伟峰因为自身承受能力的缘故选择了离开，但其他的医生们仍然在承受着很多本该承受的和不该承受的压力。这其中有很多压力是社会对他们的不理解造成的，这使他们承受起来更加痛苦和无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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