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国青年报报道　日前，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一起标的高达8000多万元的行政查封索赔诉讼。卫生部门采取的封存、勒令停产停销行为是否属于行政行为？如果属于行政强制行为，事实依据、法律依据是什么，程序是否合法？围绕这些焦点，诉讼双方激辩了整整一天。

　　合格产品却被封五年

　　事情起源于5年前，本案原告山东省威海希波制药厂，在一次突发的大范围补碘群体性不良反应事件后，被威海市卫生局“暂控封存”，对企业进行了查封，勒令停产停销。同时由于山东省卫生厅向外省卫生厅发出通知，形成全国性封杀的局面。虽然后来产品被认定合格，但至今仍停产停销。大量设备闲置，500余名员工下岗，直接经济损失8000多万元。该药厂是当年国内4家最大的碘药品生产企业之一，主导产品为“希波智力碘”。

　　是否存在法外原则

　　被告认为，对希波制药厂采取的应急预防控制行为，并不是因为希波制药厂违法而对其采取的行政处罚或行政强制措施，不应算作具体的行政行为。1998年，我国还没有关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的任何相关法律条文。山东省卫生厅认为，为应付这些紧急情况，在既有的法律体制难以运转的情况下，行政机关可以采取必要的应急措施，即使该措施没有法律依据或者与法律相抵触，也应视为有效。他们认为，当时采取的是一种法外原则和法外程序。

　　希波制药厂代理律师李江说，两被告出示大量领导批示来作为行政机关的执法依据，这与国务院依法行政、严禁以言代法的精神格格不入。他认为，任何行政权力的运作都必须符合法律。两被告在做出封存追缴和责令停产的行政行为的时候，并没有向原告出具相关的行政法律文书，这是一种以长官意志代替法律的行为。

　　拷问行政救济制度

　　据悉，在接到自己产品合格的检验报告后，希波制药厂多次找有关部门申请解封，没有答复，之后走上了“充满艰辛和泪水的诉讼之路”，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及早进入行政救济程序。

　　“此案也在拷问中国行政救济制度。中国的行政救济制度能否从根本上救济中国公民的根本权利？”李江说，拷问行政救济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中国的公民权利，公权和私权发生冲突以后，究竟能否得到有效的保护和补偿。另外，中国的公权究竟有没有一个强制性的制约手段和办法。

　　省卫生厅代理律师只是说，“此案社会意义要大于法律意义”。

　　经过一天的庭审，审判长宣布，鉴于此案特殊性，不做当庭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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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年前的补碘风波

　　1998年4月2日，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报道了山东省单县、宁阳500多名学生发生补碘群体不良反应事件。随后，在服用安徽省利辛县教育部门发放的“希波智力碘口嚼片”后，当地37所中小学生和幼儿园的300多名学生和儿童发生不良反应。在当年4月初短短的几天中，补碘群体发生不良反应就涉及到11个省、市、自治区，1.7万多名学生和儿童的身心健康受到损害。

　　1998年11月23日，卫生部下发通知明确规定，“除保留产品和加碘食盐外，废止其他一切碘制品、加碘食品、补碘药品的批准证书、文号、注册、登记等行政文书的行政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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