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公安局推出“每周治安播报”，最高人民检察院启动新闻发言人制度，北京市民可以自己挑选一个检察官来承办民事抗诉案件，文化部颁布法规规定办歌舞厅、网吧要向社会公示，短短一星期之内，来自公检法机关和政府部门的这一项项举措，都让人们深深感受到—

　　治安状况不再捂着盖着

　　7月22日，就像平常收听收看天气预报、空气质量监测报告一样，北京市民第一次通过广播、电视、报纸，了解到这一周来，北京的治安状况怎么样，哪几种案件发生的比较多，哪些地区和地段属于案件高发地区，哪些人容易成为犯罪分子的目标，市民该采取什么措施进行防范。而据北京市公安局宣布，此后的每一周，市民们都可以通过新闻媒体了解到北京市警方发布的这些内容。

　　“公安局真是做了件大好事。”看过每周治安播报后，在某广告公司工作的袁女士大为赞赏。“看了播报把我吓了一跳。我平常开车上下班，我的车就是治安播报中说的‘中控锁连接后备箱锁’，以前开车时，根本想不到上车后再把车门锁上。我还习惯把笔记本电脑放在后备箱里，上下班高峰时路多堵呀，经常要停车，要是真有贼打开后备箱把笔记本拎走可太容易了，真该谢谢公安局的提醒。”

　　“这确实是一大进步。”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北京律协刑辩委员会主任许兰亭也对北京市公安局的举措给予了高度评价。许教授说：“以往城市治安状况是作为一种保密的信息，不对公众公开，即便是有所报道，也是好事儿说得多，坏事儿说得少。其基本理由不外乎是怕影响社会安定。其实治安状况捂着盖着，并非好事。一方面，市民不了解最近发生了哪一类案件，疏于防范，可能会使犯罪侵害进一步扩大化；另一方面，现在是一个信息传播高度发达的社会，正常渠道不说，人们也可通过人际传播、网络传播、手机短信等获知，不过在传播过程中，会夸大或者走样，这样不仅不能达到社会安定的目的，反而搞得人心惶惶。曾经出现过的打闷棍、扎针案，就是教训。”

　　许教授还认为，治安播报的出现，还体现了警方接受公众监督的一种勇气。把治安情况向公众公开，警方会面临比较大的压力，特别是在治安播报中案发频率总是居高不下的地区，这有利于警方把压力转化为工作的动力，促进治安状况的好转。

　　检察院都要有新闻发言人

　　最高人民检察院7月22日首次正式启动新闻发言人制度。众多跑公检法口的“老记”，云集于最高人民检察院，目睹了首次亮相的最高人民检察院新闻发言人张仲芳的风采。

　　据最高人民检察院负责人介绍，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是增强检察机关和检察工作透明度，深化检务公开，扩大检察机关社会影响，便于社会公众及新闻舆论对检察工作的监督，密切检察机关同人民群众联系的一项重要举措。

　　最高人民检察院新闻发言人负责主持召开最高人民检察院新闻发布会，代表高检院对外发布检察机关重大新闻事项，接受新闻媒体记者常规性采访，具体办事机构为最高人民检察院新闻办公室。最高人民检察院新闻发布会原则上每季度召开一次，确因工作需要，可随时召开。新闻发布会主要内容有：检察机关重要工作部署和重大业务决策；检察机关的阶段性成果及典型工作经验；检察机关出台的新举措、新机制；检察机关查办的职务犯罪和刑事犯罪重大典型案件；检察机关新颁布的司法解释；针对社会上有关检察机关的不实言论和消息给予澄清；其他有必要向社会发布的重要检察新闻等。据悉，最高人民检察院近期已发出通知，要求全国各级检察机关都要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

　　与北京市公安局推出“治安播报”一样，最高检启动新闻发言人制度，也是公检法机关尊重公众知情权的一种表现。华联律师事务所主任谢炳光律师告诉记者，从表面上看，政府部门和司法机关发布新闻，主要是为新闻媒体获得信息提供了方便，而实质上，新闻媒体是公众获得信息的重要渠道，对新闻媒体采访权的尊重也就是对公众知情权的尊重。新闻采访活动不具备行政和司法的强制力，采访必须征得被采访对象的同意。但对于政府部门和一些社会公职人员来说，则担负着向社会传递信息，满足公众知情权和接受公众监督的职责。比如，美国在其《信息自由法案》和《阳光普照法案》中，都规定公务人员必须保证对社会媒体的“普惠”原则，也就是说拥有公众权利和资源的人，必须要保证社会公众的知情权。其法律规定，国家公务员在其执行公务的过程中，除非有上级部门明确规定不能透露某些重要情况，否则，如果没有及时向大众公布应知信息，便犯有渎职罪。

　　一位跑公检法口多年的记者也向记者慨叹：“从公检法机关获得新闻比过去容易多了，以前不是这个保密，就是那个保密，现在，像北大、清华教工食堂发生爆炸，很快就获准采访和报道，这在过去是根本不可能的。”

　　市民自己挑个检察官办案

　　7月25日，家住顺义的蔡先生由于一起民事案件来到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提起抗诉，让他没有想到的是，他可以自己做主选个检察官来承办这起抗诉案件。

　　从7月25日开始，市检二分院率先开始实行“选审制”。在新建成的检务大厅内，墙上显著位置挂着检察官的照片并附有个人资料，资料中介绍了检察官的学历、职称、职级以及擅长处理的案件类型。据民行处处长郝明介绍，“选审制”就是指，由申诉人本人选择主诉检察官办理自己申请抗诉的民事行政申诉案件。“选审制”改变了以往申诉案件受理后，再由检察院分配给某位检察官办理的传统案件分配模式，将申诉人的被动接受变成了主动选择，是“便民申诉”的一项新举措。今后，凡是来到该检察院申诉的民事行政案件当事人，都可以通过检务大厅墙上的展板或因特网上登载的检察官个人情况进行选择。据悉，“选审制”首先在市检二分院实行，不久将会推广到其他检察院和全市的政法系统中。

　　对于这项改革新举措，尽管有人担心会不会出现有的检察官没案办，有的检察官案子多得办不过来的情况，会不会有些人借机托熟人办“关系案”，谢炳光律师还是给予了充分的认同。谢律师认为，这种方式拉近了当事人对检察官感情上的距离，使当事人对办案检察官的各种基本情况心中有数，更有信任感，也较好地体现了公检法机关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同时，这也会促使办案检察官对所办案件更有责任心，不断提高检察官的业务水平。由于“选审制”目前涉及的主要是民事抗诉案件，检察官抗诉是否能成功，还需要法院审理，不是检察官说了算，人们更担心的不应是“关系案”，而是检察官是否认真办案，这种公开、透明，还是对司法公正具有较大的积极意义。

　　网吧能不能开百姓说了算

　　据新华社7月25日报道，文化部制定的一项新的法规—《公众聚集的文化经营场所审核公示暂行办法》规定，从9月1日起，对于申办歌舞娱乐场所、游艺场所和网吧等公众聚集的文化经营场所，县级以上文化行政部门需将有关情况在一定范围和时限内向社会公开发布，根据社会公众的反应，按照有关法律法规来进行审核，批准设立与否。

　　按照这一办法，受理开办申请的文化行政部门，应当在5个工作日内，对申请进行初审。初审合格的，应当立即将申请开办的经营场所的有关情况公示。公示的内容包括依据《娱乐场所管理条例》、《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相关条款所确定的公示范围；公示对象的名称、营业地址、经营性质、经营范围和经营项目；法定代表人的姓名、性别、年龄、籍贯等自然情况；受理反馈意见的部门、监督电话、通讯地址、公示时限和其他要求。

　　公示期间，任何单位和个人均可以口头或者书面形式向文化行政部门反映对公示对象的意见和看法。文化行政部门在对社会的反馈意见进行调查核实的基础上，按照有关法律法规来进行审核，决定批准设立与否。

　　设在居民楼下的歌厅、迪厅深夜依旧噪音不止，开在中小学附近的网吧、游戏室擅自容留未成年人等现象，目前可谓是屡见不鲜，因此也常常有居民向各级部门投诉。出现这样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审批部门把关不严造成的。或者是没有认真了解情况，犯了官僚主义，或者是经办人员收了“好处”，属于腐败的产物。

　　今后，这样的事情可能会少很多，因为文化部这个规定，以法规的形式，将歌舞娱乐场所、游艺场所和网吧等公众聚集的文化经营场所的审批，置于了阳光之下，让老百姓的意见参与到行政部门的决策行为中，将行政部门的决策置于公众的监督之中。

　　别让改革举措成“作秀”

　　“这些改革举措都很有意义，但更关键的是如何贯彻落实，如何坚持不懈地执行，别让这些改革举措成为一种‘作秀’。”许兰亭教授在充分肯定中国法治走向公开、透明的同时，也道出了自己的担忧。

　　许教授说，这些年来，各地公检法机关推出了不少人文关怀和公开公正的新举措，但有些改革，只是在做表面文章，并没有真正推动公检法机关的工作。“老百姓对公安和司法机关的最终要求，是看你是否能保证我生活、工作的安全，是否能公正地判案，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公安和司法机关改革的终极目的，也应该是公平和效率。特别是公平，在公平的基础上，更有效率。如果某项措施只是摆摆样子，起不到促进公平和效率的目的，意义就不大了。”

　　“就拿这几项措施来说吧，治安播报也好、新闻发言人也好，关键看是否把真实的情况告知公众，不要一看治安状况不太好，就害怕担责任，影响自己头上的乌纱，说些假话，或者是只说些鸡毛蒜皮，不谈关键问题。当事人选择了检察官之后，这个检察官并不认真负责地去办案子；或者是文化行政部门拿老百姓的意见当耳旁风，只是走个公示的过场，就说老百姓没意见等等。如果这样做，还不如干脆没有这些改革举措。拿改革来‘作秀’，为自己增添所谓的政绩，会极大地伤害公众的感情，影响公众对政府部门和公检法机关的信任。”

　　本报记者霍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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