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协”如今比“做鞋”的更引人注目吗

　　如果没有报纸加网络的热闹提示，也许根本就没有人会去在意，有谁要加入作协或者谁又要退出作协了。

　　因为现在的“作家协会”，实在太难引起社会的注意力了。再调侃一点说，如今的“作协”还能比“做鞋”的更引人注目吗？可事情如果一有媒体炒作再掺和进来，味道恐怕很快就会变得相当难闻了。当我顺便而稍微地了解了一些关于“余开伟、黄鹤逸不约而同地提出退出湖南作协”的相关报道和评论，第一感觉就是此二位老作家终于“迷途知返”了。

　　台湾“流氓”作家李敖论荒唐事情做得多了，可他在某一篇文章里的一句话却让我印象特别深刻：中国的知识分子，是一个最可耻的阶级，他们上下其手误尽苍生。话可能是偏激了一些，理却还是有几分对的。想一想看，由社科文人捏巴凑合成一个什么组织，里边还能少得了是非争斗？还能少得了窝里反、往死里掐？诸如像“宽容”和“多元化”这种耸人眼目的好听口号，老百姓们自己是编不出也讲不出的，还不全是知识分子编织出来专门作虚伪卡尺去要求别人的？

　　可凡是知识分子成堆的文化机关内部，可曾真有哪几个知识人会对他人“宽容”和“多元化”？高级职称上的些许争夺不得意、经济上少十块八块的奖金，随时随地都可能让他们睚眦必报你死我活。所以古人有言：莫道文人无杀气，掷笔之处血斑斑！

　　从来不被主流作家认可的王朔说：“我开始怀疑愤世嫉俗究竟是一种深刻还是一种浅薄？经历苦难当然可以使人成熟，享受幸福是不是就一定导致庸俗？那些郁郁不得舒展者的恶毒咒骂，已使我感到刺耳，这其中到底有多少是确实受了委屈，而不是更大的贪婪得不到满足？但愿受虐心理不要成为我们时代的一种时髦。”

　　所以，不管是有人进了“作协”当上了什么官或者有人鸣锣击鼓地退出“作协”，以我恶意的猜疑，这背后都可能还会掺杂着什么大小利益之争。所谓“精英思想”与实际人生的严重人格分裂，从古有之，至今更甚。

　　不少作家带有失宠后的严重守寡心态

　　先说这些年作家们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极少有像样作品能拿出来。可他们私下又个个都永远甩着三千丈的涎水，仰视着瑞典那串高悬的“诺贝尔”葡萄，时而巴望，时而醋酸、时而泼妇怒骂。就是如今在国内，偶尔弄出几桩或吵、或闹、或咬的文坛事件，还不都是作家们又在窝里自己打自己嘴巴吗？

　　怎么他们就把自己都弄成了这样？因为现在有不少作家，都带有失去社会宠爱后的严重守寡心态。

　　想一想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谁凭一篇什么“上任”、“爱情的位置”、“啊……”，就能轰动全国，得奖、到处讲学，现在再翻出那些作品看看，都忍不住得笑出声来。真想不通，那年月当作家蒙人也太容易了吧？可随着改革开放愈渐深入，作家们一被冷落，他们的心态就始终调整不过来，总感觉这个世道太人心不古江河日下了，其实关键就是他们越来越捞不着眼见为实的权、钱好处了。所以心理也就越发变态了。

　　作家里不是没有好样的。王朔当作家这么多年了，有雄文4卷立着，全靠稿费和改编版权买房子吃喝玩乐！还有史铁生、张洁、王安忆，他们哪一位出来搅过文坛上的浑水？哪一位在作协官位上争过什么是非？

　　当然，还有另一些占着现实“作协”官员的作家、殚精竭虑等待继承巴金老人百年后泰斗之位的“资深”作家，他们也根本不会在“余黄退协”这种事件出来之后，愿意站出来说话的。因为他们(和她们)不单要占着各地作协或者文联的官位，而且还要跟着社会“快感”使劲喊，一根甘蔗的两边甜头，他们(和她们)全都要占全才算心安理得。另有某位北方著名女作家，一旦当地官方开什么会议，我就准能在当地省级的电视新闻里，看见她浓妆艳抹端坐于一大群官员当中，也弄不清她到底是个写字的专家？还是一位出色的女官员？

　　就说如今各地作协都在这样“两头都甜”的人物领导之下，那还能好得了？如果在如此种类的作家领导之下，真有创造力与写作激情的年轻作家们，还有可能崭露头角吗？有一次我到外地出差，碰见中原某地一位省作协副主席，那作家早就对自己的娘家“作协”活出幽默感来了。我问他当作协副主席可有什么好处？他笑睐睐地说：出门能派车，出差可以凭这头衔挂羊头卖狗肉，其他也就没什么了。

　　追作家还不如追明星写明星有劲

　　最近某家文学杂志又在评奖，还弄得利益平衡炒作鼓噪挺热闹，可社会百姓却根本毫不在意，就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一样。根本比不上影星、歌星的一桩真假绯闻。不久前，有一位20多岁的女孩挤兑我：你老追明星写明星有劲吗？你为什么不追作家写作家？我连忙回答：有劲！写他们有买家呀！一篇独家明星稿，我卖过五六千块钱。这样我就有钱买大房子了。追作家干吗？一个个讳莫如深；再一动笔，无非就是互相之间文人相轻是非争斗。我累不累呀？

　　我这全是真心话。因为在我的印象当中，相当一部分作家，进而包括很多很多知识分子，他们一点都不比明星干净和清白。所以我宁可一辈子追明星写，也不情愿去写那些伪作家。

　　我从开始学着写东西起，就是单纯为了挣稿费过日子，至于“作协”，根本就感觉那地方不干不净，所以曾经有人劝过我找两个名作家拍拍马屁，然后再让他们帮助介绍进去，呸！凭什么为什么呀？

　　几年之前，有一位专门替骗子“神医”胡万林写书作伥的作家×××，和专门不信这邪门歪道的著名学者于光远发生口舌之争，后来就见于光远写过一篇文章，其中提到，连×××这样的人也在作协，我不入也罢。于是真感觉于老先生真是朗朗一条好汉。确实，像×××那样专门替江湖术士张目的人都是作协会员了，入进这种协会岂不是玷污自己吗？高抬着说，×××还算能写几笔的。更有专门寻枪手替自己写传的社会杂人，不是有好些也都是作协会员吗？所以替作协从经济上着想，他们还应当另外专辟作协“大款”、“明星”分会才好。

　　我不喜欢作协甚而不喜欢社科知识分子，是因为从小就心有私怨。我父亲生前曾经在北京一家专门出历史的什么书局当编辑。我小学时，“文革”前三年，就看许多北京、外地名牌大学历史系的好些高材生进入那个书局，一个个风流倜傥好不让人仰视。可三年之后“文革”开始，我就亲眼看见他们其中许多忽然变得青面獠牙面目狰狞，专门住死里整人，其中当然也包括从1957年漏网的我爸爸。现在其中有些人都还健在，而且仍然著书立论冠冕堂皇。但我心里最清楚他们怎么回事。刘震云曾经写过《单位》和《一地鸡毛》，那作品中的知识分子生活与面目，就和我小时候在过度惊吓中所看见的一模一样。

　　什么协会的会员我都不是，请也不去

　　自从我学写东西之后，就刻意避免我所厌恶的知识分子语言，一直用功钻研痞化文字、学野路子，生怕自己沾上“严肃”作家的味道让人笑话。古人言：一为文人，便不足观。这一直是我铭记在心的。前不久我写一位导演，后来文章要拿去出书，主编这本书的那位作家问导演：你怎么找了他这么个滚刀肉？我听后感觉心里特别舒服，更以为那作家真是我的知音。因为有他这一句话，总算是把我踢出正经作家或者知识分子的行列了。

　　我现在什么协会的会员都不是，而且就是请也不去。因为我认为作协会员就和看传达室的人一样。我前几年很不幸在单位评上过一个副高职称，硬是让家里人给撺掇的，当时填了不知道多少表，还特别不要脸地自己在各种表格上夸自己如何有业绩。后来发了一个职称证，可还不如过去的一个粮本有用。再之后单位又问我还评不评正高了？我说打死也不参与了。更甭提什么申请作协了。好好写东西混高稿酬过舒坦日子比什么不强？弄一堆文化虚衔管什么呀？拿出去都让人笑话。

　　当然也不能责怪两位老作家先前曾经加入过作协了。在所有关于这事件的评论当中，李方的一篇评论是写得最好也是最全面的。其中一句话深得我心：“很明显，在一个资源垄断的环境里，人们是不大可能选择‘退出’的，否则生计都成问题。有那么一派‘作家’，专事拷问死人的灵魂。比如说，某些年代世道浇漓，知识分子保持沉默，他们就追问：你们为什么这么丑陋，你们为什么不退出？我看无他，盖因垄断资源下的人身依附之故。你不能要求人家都饿死。”（何东）（来源：青年时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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