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2002年底的调查，浙江民营企业所创造的总产值达4500亿元左右，比广东大一倍；另一份同样让人吃惊的数据是：全国532种主要工业产品最终产品的产量中，浙江有109种居全国第二，154种居第三位，56种产品是全国冠军。可同时，调查又告诉我们，浙商70%以上只有初中以下学历，近80%出身于农民；他们的产业层次都很低，他们的规模都很小；浙江企业的平均规模要比全国水平小1/4，浙江尚无一家百亿规模的企业。
在过去的20年里，浙商的成长延续着一条十分清晰的轨迹：早期的制假、售劣使很多胆大的农民商人捞取到“第一桶金”，在他们把这些商品贩售到全国各地的同时，便开始编织起一张张辐射全国的销售版图，在这样的过程中，形形色色的专业市场出现了，流通带动了乡土企业的成长，而市场与企业的两轮驱动，则完成了浙商的原始积累，这样的演进一直从20世纪70年代末持续到90年代初。在这以后，从流通中赚取到的金钱又源源不断地沉淀到了实业之中，专业市场所形成的流通优势进一步催生出了以劳动密集型和高度专业化为特征的实业模型。这种成长模式的优劣，交错如麻，一言难辨。市场触角的敏锐与战略意识的缺乏、经营谋略的凌厉与资本理念的滞后、谋财心态的膨胀与人文气质的短缺，专业水准的高超与行业空间的狭小……这个时代本身就是一部绝妙的作品。
光荣与梦想，骚动与苍凉，大自然的破坏与重建，人的观念的颠覆与涅槃，社会秩序与经济体制的重构与转型，确切地说，迄今，身在其中的我们并不能十分明确地描绘出这个变动时代的真实轨迹。
“浙商”们在路上，他们的事业如同一株株正亟待风雷考验的大树，淘汰别人与被别人淘汰，是这代企业家在未来数年内将面临的最为惨烈的命运抉择。
美国管理学家阿·德赫斯在《有生命的公司》一书中透露过一个秘密：在过去的20年里，《财富》杂志评选出的全球500强企业，平均寿命还不到50年，而那些存活下来的幸运者中，至少有45%每10年会遭遇一次毁灭性的打击。这些企业为什么还能生存下来呢？德赫斯的分析是：这些公司在追求利润的实用目的的同时，还把重点放在诸如文化和企业精神的建设上。事实上，现今中国的所谓“企业家群体”还远远没有达到这样的认知深度。这正是我们所能够期许的，这也是我们所愿意期许的。 吴晓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