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特约记者 朱雨晨

　　7月的前半个月，淮河是挂在人们心中一条蘸满水的鞭子。它的每一次颤抖，或者每漏下一滴水，就会激起一片恐慌和心悸。就在记者发稿的截止时间，淮河水位又在回升……

　　同样的灾区 不同的命运

　　行洪区

　　张嫂嫁到荆山湖行洪区的一个村子20多年，经历了1982年、1991年和今年一共三次大水。所谓行洪区，就是指当淮河出现大洪水，就要撤出人群让水暂时歇脚的地方。因此每次洪水来临，张嫂和她的乡亲们都要进行这样一种西西弗式的运动：面对滔天洪水，上万人上坝拼命加固加高行洪区的堤防，因为里面是自己的家园；守护几天之后，整个淮河的水位仍然持续不下，行洪区只能忍痛炸坝分洪，张嫂们必须在几个小时里把粮食和什物转移完毕，然后站在远处等待洪水吞没房屋、农田，随着炸药的一声巨响潸然泪下；总要到9月之后洪水才会退去，这时张嫂们又要回到已成废墟的家园，一切还得重新开始。

　　7月9日，当记者随着巡视的官员一起到张嫂所在的灾民聚集点时，她跟着我们走了两个来回，想找干部反映一下情况，最后只能跟记者说：“小孩子很饿，口粮是今年收上来的麦子，现在已经吃完了。今天的粮食是上午从面粉厂赊的一袋面粉，托了人才给的。每次大水之后，都听到电视里说发过多少多少钱，但是到农民手里一样都没有。我们要求这次哪怕只给我们一分钱，表示国家在关心我们，我们就感激万分了。”

　　除此之外，她也说到对将来（这个“将来”一般只能维持大约10年的跨度）的恐慌：“这一年我们种了人家的十几亩地，加上自己种的地，一共有20亩，都是借有利息的本钱投入的，现在人家还在要债。我们很苦，很穷，不知道后面的生活怎么办。”

　　7月11日，记者再一次来到这个灾民安置点。民政部下发的蓝色帐篷已经随处可见，每户灾民都领到了下发的50斤面粉和一桶纯净水等救灾物资。下午温家宝总理来视察时，问一个很像张嫂的农妇：“后面还有什么要求吗？”

　　“接着发。”

　　周围一片笑声。

　　支流区

　　相比张嫂，唐会计的生活循环周期要短得多。他的家位于淮河支流北淝河边，这条至今没有像样堤防的河每三年左右就要发一次脾气。除了今年，唐会计家最近的两次受灾是1996年和1998年。前两次淮河干流并没有发生特大的洪灾，而北淝河沿岸的内涝依然严重。

　　北淝河的麻烦在于，它和淮河共用一条出水通道怀洪新河。淮河向怀洪新河泄洪的过程中，怀洪新河的水位往往超过北淝河至少1米，一旦开闸，势必倒灌加重北淝河的灾情。因此北淝河的出水闸门只能关死。这样北淝河就成了一个没有堤坝的蓄水湖，有多少水就存多少水。由于淮河是干流，必须力保，所以没有堤防的北淝河只能默默忍受淮河分洪之后转嫁而来的灾难。这种情况在淮河流域，尤其淮北是非常普遍的。

　　唐会计等淮河支流沿岸人民的西西弗运动是这样的：第一年，洪水来了，庄稼受损，房屋倒塌，所有人向后撤退；第二年，重建家园，举债盖房并辛勤耕作；第三年，债务也许还没有还清，但总算过上了一段时间太平日子；第四年，洪水又来了，于是重头再来……

　　7月12日，记者面对唐会计的时候，倔强的老人还坐在被水包围的家里不肯走，为的是看住家里最值钱的东西，一部其实笨重之极很难偷走的柴油机。地基和墙面都出现裂缝的房子随时都有倒塌的危险，它已经明显向后倾斜，靠着几根木头支撑才能维持平衡。乡长反复警告老人，晚上还有大雨，这房子不能住了。他只有一句回答：“要是柴油机没了，明年拿什么东西磨麦子？”

　　不远处，就是这个村庄的灾民安置点，记者没有看到民政部门下发的蓝色帐篷。因为这里属于常年受灾的支流地区，没有行洪区人民那种“舍小家，保大家”的英雄壮举，救灾补偿就只能晚一点、少一点到达。

　　这个灾民点里的人大都带着和唐会计一样的平静，似乎对于频繁的洪水早已习以为常，已经把这种宿命似的循环看成理所应当。

　　干流城市

　　7月13日上午，记者坐在怀远县城的大街上等待回蚌埠市区的车。相对于此前三天的暴雨，这天的阳光特别灿烂。记者身边走过一对母子，身穿红色贝克汉姆球衣的男孩想挣脱母亲的手自由行动，他的母亲正在对着手机指挥保姆买什么样的菜。

　　几个小时后记者回到蚌埠，车水马龙和灯红酒绿中充斥着被SARS压抑许久，刚刚被重新释放出的欲望。蚌埠有部分地区发生了内涝，一个典型是城区东部的东海大道从铁路下钻过的地下通道，水面与地下通道的顶端持平。根据路过的居民说，地道最深处大约6米。这条路现在已经被封闭，几个市民正拿着鱼网试图从水里捞出些什么东西。

　　淮河流域27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中，生活着1.65亿人口，其中1.35亿是张嫂和唐会计那样的农民。面对洪水，保护的力度是从干流堤坝以及城市和交通干线，到行洪区，再到支流地区逐级下降。因此当地就会出现三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

　　从怀远县城到蚌埠，人们的生活似乎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因为经过历年来的整修，淮河干流堤坝“今年没有出现大的险情”。尽管电视里出现的灾民就在十几公里外，对于这些城里人来讲，灾难似乎是那样的遥远。

　　淮河流域的行蓄洪区中居住着190万名张嫂，当淮河干流水位居高不退的时候，当城市、铁路和高速公路受到威胁的时候，她们就要让出自己的家园。现在救灾物资已经下发，困扰她们的问题主要是灾后重建如何进行。国家已经出台法令，对于行洪区内被淹没的财产以50%至70%不等的比例进行补偿。

　　这里还有一位已经对于洪水视之坦然的唐会计。当张嫂们还在严防死守的时候，他们的家园已经成了一片汪洋。他们只把柴油机看得比什么都重，因为他们知道，对于北淝河这样的内涝地区，按照国家政策只有数量很少的救济物资，而灾后重建几乎完全要依靠自己。

　　愿“堵”服输何时休

　　相传大禹治水花了13年，三过家门而不入终于把淮河治理好。这个时间恰好等于1991年淮河特大洪水到今年的时间。而在1991年以前，淮河发生的历次特大洪水的时间是1982年，1975年，1963年和1954年，周期大致10年左右。

　　因此，很有可能当年大禹治水的13年，就是在两次特大洪水之间的时间跨度。新一次大水到来之后，新建的水利工程被证明有效抵御了洪水。因而治水宣告成功。

　　但是4000年以来，面对淮河洪水，我们的主要方法并没有发生太大的改变。第一是堵，也就是所谓的“严防死守”。淮河两岸的主要大坝等同于1998年的荆江大坝，必须死守到底，“人在堤在”；第二是堵，当发生溃堤或者是决口征兆的时候，用各种编织袋装上沙土甚至是粮食，在坝上加盖子坝，甚至在坝外排上一道人墙；第三是堵，当堤坝发生管涌，就用土工布配合沙土填入坝底，只允许清水通过而必须将泥沙留在坝下以防止堤坝坍塌，然后在坝后制造围堰，将大坝两边的水面持平，保持大坝受到的压力相同；第四还是堵，在决口的地方沉船，或者沉上汽车，再投下巨型石块，以最快速度堵住决口……

　　有区别的是我们的人力物力比4000年前的大禹丰富得多。除了人，还有大型机械装置可以代替人工，使“堵”的方法更加完善。

　　实在堵不住的时候，就需要行洪区的人民“舍小家，为大家”，把自己的家园贡献出来给淮河洪水。这种“疏”的方法，在对抗淮河洪水的过程中是不得已而为之的。1998年长江抗洪时，主要的人力物力都在力保长江的干堤，比如荆江大堤不被冲垮。而在对抗淮河的过程中，人力物力都在力拼行洪区的堤坝能够挨过洪峰，因为每一道堤坝之后，落差数米以下的地方都是数万人的家园。

　　在行洪区严防死守，保住家园有了一线希望的时候，支流沿岸人民的家园已经被严重的内涝水吞没。

　　这是1991年大水时淮河边发生过的状况，今年几乎一模一样地重复了一遍，差别只是规模而已：今年沿淮河大堤没有发生重大险情；1991年使用行洪区19个，今年是8个。 减少损失的一种可能

　　两头高中间低，上游手掌型的大量支流以较高落差，汹涌而入集中灌注进入中游干流，中游和下游之间落差很小，并且下游的入海水道不畅，是4000年来淮河治理困难的最重要原因。

　　1950年毛主席题词“一定要把淮河治理好”。这句话到现在还在淮河流域各处看到。如果仅看今年淮河的大水，吞没农田以万亩计，受灾人口以千万计，就认为淮河到现在还没有治理好，这无疑是武断的，也是不公正的。

　　怎样才算“把淮河治理好”？淮河水利委员会的退休老专家吴本瑞回答记者：“‘好’只能是一个相对概念。淮河的治理将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不可能像长江流域一样，一步到位把问题解决。”

　　“现在淮河流域已经完成了养活自己，不会有饿死人的状况，大部分年份还能做到粮食出口。所以几年的耕种，略有节余，相对能够应付一次较大规模的洪灾。这就是成绩。”吴总1951年大学毕业后进入淮河水利委员会工作，1994年退休，因此说到淮河自然动情。

　　但问题在于淮河的问题不仅仅是洪水，吴总对记者说：“洪水的问题已经解决得不错了，更大的问题在于排涝。内涝是由于干流水位高，支流的水排不出去而造成的。”根据淮河水利委员会提供的书面材料，在历年洪涝灾害的成灾面积中，涝灾的面积占80%。

　　“国家花这么高的代价治理淮河，首先力保的就是干流两岸，以城市为中心的工业区和交通线，支流两岸的农业区就生产力和经济回报而言，不能与之相提并论，维修、维护费用也大大高过干流本身，见效还很漫长。所以支流问题将会非常漫长。”吴总这样分析淮河流域的整个问题。

　　“温饱的问题是解决了，但是根据目前的人口密度和自然条件，致富是不可能的。”吴总的同事，也是退休老专家蔡总对记者说，“淮河流域的人多以小农经济为生存方式。政府必须重视并研究解决这个问题:多数人口对于农业的过度依赖，怎样才能致富，摆脱目前这样一个恶性循环。”

　　人水之争

　　在全国的行蓄洪区中，共居住着2400万人。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大部分行蓄洪区和类似于北淝河那样两岸没有堤坝的地方，都是属于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

　　吴总向记者介绍，就淮河而言，行蓄洪区往往本来就是河道的一部分，或者是淮河干流周围的湖泊，所以它们的名字里大都有个“湖”字。占用了些原本属于淮河的地盘，不被淮河报复才怪。很多与淮河打了一辈子交道的老人都开始检讨几十年来的治淮思路。“50年代我们的口号是‘人定胜天’，其实人怎么能跟天斗呢？”吴总说。

　　“北淝河沿岸地区其实是湿地，由于没有堤坝，因此作为农业生存的环境显然是不合适的，人们等于生活在河道里。”介绍记者采访唐会计的张乡长说，“如果人口少，沿岸人民还能向后搬迁。但是全乡一共25个行政村，这次被淹没的就占了12个，受灾人口1.3万人，占全乡的1/3多。如此大的人口压力要以乡为单位内部疏解，基本是没有可能的。”

　　在巨大的人口压力下，人只能与水争地，其结果就是人水之间永无停歇的互相伤害。以至于淮委另一位老专家王玉太沉痛地总结为：“人不给水出路，水就不给人活路。”

　　那么如何摆脱这个恶性循环呢？蔡总提出了采用农庄式经营的方法，将一部分人疏散出去，将剩下的人集中起来，改变小农经济的耕种方式，而改用大庄园的方法。群众不依赖农业，就不至于如此为水所害。其最终目的其实是减少农业人口和淮河流域的农民密度，从整体上改善淮河流域的生态状况。

　　蔡总告诉记者，与淮河略有类似的密西西比河流域也有大量的行蓄洪区。但是那些行蓄洪区中大都是游乐园和农庄，至少不会有住房。因此虽然洪水也会把一切都卷走，但此前的迁移和此后的重建工作相对之下都容易得多。

　　数字乾坤

　　蔡总的提议，从某种程度上来看不啻为天方夜谭。第一，将近1亿的农民转移到什么地方去？第二，如此浩大的工程，资金从何处来？这也是为什么当记者向当地政府官员问及这个建议时，官员们都有一种略有不屑的神情。

　　资金的匮乏是淮河治理至今面对的最重要问题之一。1991年大水之后，国家制定了一个有19个项目，耗资400亿元人民币的工程计划。根据淮委的介绍，一直到今年，19个工程只完成了10个。记者另外了解到，其中实际发挥作用的工程仅有三个，分别是怀洪新河、洪泽湖整治和洪泽湖入海闸口，而且都还有大量的配套项目没有完成。即使是这样，怀洪新河等三项水利工程都在这次抗洪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是此次淮河干流没有重大险情的直接原因之一。

　　对比400亿这个数字，单单一个江苏省今年受淮河水患的经济损失就是189亿。以此类推，今年淮河流域河南、安徽、山东等四省的总经济损失将远高于那个400亿。

　　为什么那400个亿没有用掉呢？因为这个400亿的计划中，国家拨款占70%，地方政府需要投入配套资金30%，即120亿元。淮河流域经过的豫东、皖北、鲁西南和苏北都是各省中最贫穷的地区，实在拿不出这笔钱。

　　120亿，只相当于一条上海磁悬浮线。

　　还是来看400亿这个数字。如果1991年以后这个400亿的工程能够全部完成，也不代表“淮河被治理好了”。因为它们大都是集中在干流的项目，最多能解决一部分行洪区里张嫂们的困境，唐会计们的出路还遥遥无期。

　　一位水利史家对记者说，秦汉以降，中央集权的政府对于大江大河的治理历来就是“先干后支”，主要投钱在干流，和比较重要的跨省支流。跨度较小，但总面积大得多的支流，如北淝河等，在理论上都是省内自筹资金解决。就目前而言，在干流的配套资金都无法解决的情况下，又如何能够奢求当地政府出资解决唐会计们的生存问题呢？

　　这位水利史家同时也向记者提出他的质疑，从表面上看，保护干流背后的工业和城市，是以巨额水利资金投入为代价的。但是百倍的农民们长期生活质量的恶性循环是不是也是这种代价的一部分呢？而中国大量保护城市，牺牲农村的政策，比如户籍制度，又迫使农民们无法摆脱这种代价的支付。从公平角度来说，这合理吗？

　　记者曾经和当地的乡干部算过一笔账，治理北淝河到底需要什么。他们的回答是除了首先治理淮河干流，目前北淝河最现实的办法就是疏通河道，加深河床，并且修建一部分堤坝。这样花费并不大，最多几千万就大致能够挡住十年一遇的洪水，虽然今年这样规模的洪水挡不住，但是至少可以避免每三年就要遭灾。

　　离开蚌埠前的下午，记者在市中心看到一个大型工地上树立着一块牌子，上面是毛泽东当年的题词——一定要把淮河治理好。一打听，才知道这里将是淮委新的办公大楼，建成后高20层，按照当地的地价和房产造价，应该不会低于几千万。

　　几千万元，对于淮委的工作人员来说，也许意味着明亮通风的办公室，快速沉降的电梯，宽敞舒适的会议室，而对于唐会计们来说，也许就意味着此后一生是离开还是继续在水中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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