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赵 义

　　“中国制造”是一个令人又爱又恨的字眼。对它的爱和恨又和官员、企业家津津乐道的“廉价劳动力”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一名国内电池制造业的巨头曾经说，中国的廉价劳动力至少还能维持20年。如果劳动力成本仅仅以支付给工人的工资来衡量，那么这一“比较优势”的确令国外的竞争者自叹弗如。如今，这一优势已经开始遭到挑战，尤其国际通用的SA8000标准（我国法律的内容还高于这个标准）的公布，在全球一体化的时代，优势可能转化成污点，对核心竞争力背后隐藏的恶劣工作环境、低工资和无休止的加班等事实已经开始浮出水面，并且引起了跨国采购商、非政府组织的强烈关注。随着工人自身维权意识的提高，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诉求，正在形成一种国际趋势，维持20年的廉价劳动力，也许是一种妄想。

　　赔偿：与廉价抗争

　　当记者走进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的时候，内心里深深感到：“廉价劳动力”造成了多少更加沉重的成本需要负担（虽然相关方面有很多办法来推卸这些成本）！

　　李支菊，一个1993年就开始在广东打工的陕西农村来的姑娘，2002年在东莞某台资制鞋厂工作几个月后，因为用手直接接触强性胶水，导致正乙烷中毒，住进了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

　　据专家介绍，正乙烷的商品名也叫白电油、洗油水等。部分汽油中也含有正乙烷。正乙烷中毒损害人的神经系统，早期会出现神经过敏，如接触到冷的或硬物，或者用凉水洗碗时，会感到疼痛。接着就感觉乏力，最明显感觉就是，到车间的时间长了，最后就不会走路，感觉神经和运动神经失去功效。预防正乙烷中毒比较容易，主要是做好通风排毒，降低空气中正乙烷的浓度。李支菊所在的车间没有抽风机，自己也没有被要求带口罩和手套。在长时间的加班加点（通常在12小时以上）之后，终于有一天感到四肢无力，天旋地转，喝水的杯子都拿不起来了。

　　按照规定，工伤医疗至医疗终结或被作出劳动能力鉴定前，工资按原标准继续发放。厂方理解的标准就是底薪：450元。李支菊告诉笔者，最初自己也感到生病了，不能干活，还要拿着工厂的工资，心里都有点不好意思，顶多也就400元钱。李在阅读了相关的法律、法规后，骨子里的“倔脾气”爆发了。她认为自己一直都是加班加点，住院期间应该享受这个工资标准的待遇。于是，她便开始了与厂家的谈判，也因此屡次遭到一名负责处理相关事宜的主管的多次训斥。有一天，在倾盆大雨中，李将主管的车子拦在了医院的大院里，四周的病房窗户边也站满了住院的其他病人，声援李支菊。无奈之下，厂方决定每月给李600元钱的生活费。

　　相对于李支菊来说，同样是来自陕西的彭明江走得更远。彭看上去是一个拘谨、忠厚的老实人。他原来在东莞一个生产徽章的工艺厂工作，在车间里用去脂油洗刷徽章。2001年底也出现了和李支菊类似的症状，后来经诊断也是正乙烷中毒。当地卫生防疫部门接到彭的投诉后，专门对这个车间进行了检查，发现正乙烷严重超标。陆续有17名工人住进了广东职业病防治院。在18个月的治疗期间，平均每一个病人的治疗费用在10万左右。此外，工人提出了赔偿的要求，包括工资、伙食费和精神损失赔偿1万多元。由于忽视安全生产而造成的相关赔偿，对于厂家来说，就是一笔不小的支出。

　　据年轻病人谭辉将说，关于赔偿费的额度，是他们翻阅了大量的法律、法规之后，自己计算出来的。厂家曾经暗示，如果还想回厂，并且调换工作岗位，那么赔偿的事情最好不要再提。他们也很矛盾。谭说：“慢性中毒的后遗症，短期内，连医生都无法查出症状。我们出院的诊断书写着‘大致正常’，工作能力肯定是受影响了。”对赔偿的事情，厂家开始的反应很冷淡。在致力于维护劳动者权益和劳工标准的非政府组织有关人员的启发下，工人们和这个工厂最大的采购商，一个著名的品牌公司——迪斯尼取得了联系。他们将计算补偿的文本发给了迪斯尼，迪斯尼又转发给了这个工厂。由于大客户施加了压力，厂方的态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不过，工人们遇到了新的难题。由于当初少算了一个月的工资，他们向厂方追加了一份说明，结果被厂方认为是附加条件，原有的文本也跟着作废。如今，已经有八名工人对赔偿一事不愿意再耗费心神，拿了两个月的底薪（不到1000元），另谋生计去了。

　　离开：无奈的抉择

　　在采访中，洗刷徽章的工人彭明江向记者提起了生产守则的概念。他们说，以前，都不了解这些概念，也没有想到可以通过品牌商向生产厂家施加压力。据悉，这家工厂已经开始为工人买工伤保险。

　　他们说，八名离去的工人也是可以理解的。住院的精神压力太大了。曾经有病人无法忍受这种压力而跳楼自杀。在医院里，记者见到了曾经轰动一时的“安加事件”的中毒女工。一名年轻的女工说：“我想出院，不想再在这里当个废人，还想发展，可是，和厂家都联系不上。交不了医疗费，没有办法出院。自己实在无法忍受这种生活，晚上偷着出去学习电脑，医生发现了，就警告我说，出了问题可要自己负责。我也不想要什么补偿了，就想出院，赶紧出去工作、挣钱。”这名女工毫不掩饰对厂家想赖账的猜疑。

　　在职业病防治医院里，记者见到了正在到处申诉的张秀娟父女，他们告诉记者，一定要申诉到底。张秀娟曾经在深圳一电池制造巨头企业里工作，经常接触重金属，一天工作15个小时。晕倒在车间后，到医院治疗。诊断的症状有精神恍惚、轻度癫痫等。记者特意到这家企业，向在配料房工作（经常直接接触重金属）的一个工人了解情况。记者发现车间里流传着这样一种恐惧：在配料房工作可能影响生育。这不是空穴来风。专家介绍说，重金属比如汞是会遍及全身的毒物。慢性中毒，除中枢神经系统、肾脏及口腔病变外，根据动物实验或接触人群的调查显示，汞中毒会导致生殖功能异常(月经紊乱、不育、异常生育、性欲减退、精子变异等)、汞毒性皮炎、汞毒性免疫功能障碍等。据这个工友介绍，员工手册里规定每天在配料房工作是1～2小时，实际上他要工作4个小时，而去年还曾经工作过8个小时左右。并且，除了进厂时曾经做过体检外，至今工厂没有安排过一次体检。

　　关于加班问题，据另外一个工友介绍，自己经常工作12个小时左右。而加班费只有1.5元/小时，底薪是460元。很多人在重压之下，不得不选择离开，连一个月的工资和进厂时的押金都不要了。在这家企业里，工人更换的频率相当高。据厂里一个保安介绍，过去两年来来往往的工人有2万名左右，因工作压力太重选择自离的比重相当高。

　　为“中国制造”正名

　　跨国公司的关注、工人维权意识的提高是挑战廉价劳动力的两个重要因素。此外，还有一股力量也在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那就是以推行社会责任维护公共利益为目标的NGO（非政府组织）。

　　当记者来到这些组织的工作地点时，发现他们的工作条件十分简陋。

　　女性联网是1996年由一群香港热心专业人士发起成立的非政府组织。当年和深圳南山区总工会合作，成立了女职工服务中心，目的是为广大女工提供支援服务，维护女工权益。据其内地的项目统筹黎婉薇介绍说，中心正在花大力气进行一项关于各行业女职工健康状况的调查。这个预计在明年五一劳动节完成的调查涉及到成衣、玩具、电子等各个劳动密集型行业。业内人士评价说，这项调查如果顺利完成，我们将得到一幅更加完整的中国制造的图象。去年9月份，在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住院部8楼一套空间不大的房子里，女性联网设立了女工职业健康教育中心。这个中心成了正在接受治疗的职业病工人的“家”。他们在这里体会到了同伴的关心和温暖，也通过这里有限的图书资料和中心提供的法律援助了解到自己的权利。洗刷徽章的工人彭明江正是在这个中心的帮助与启发下，与工厂的采购商—迪斯尼取得联系。

　　与为维护工人权益奔走相告的女性联网相比，另一种调研性质的NGO也慢慢展现出他们的干预力量。刘开明博士，一位长期关注外来工群体命运的传媒人士，现在是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的执行董事。当走进这个所的办公地点时，简陋的工作条件也许很难使您想像到它所代表的力量。一个明显的证据是，今年4月，世界银行正式委托一个项目组研究在发展中国家的供应商中加强实施企业社会责任的方案。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承担有关中国大陆部分的工人和工厂的调查访问任务，并为整个项目提交中国报告。项目组将于8月15日正式完成建议报告，由世界银行向七大发达国家首脑、经济合作发展组织、国际劳工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国全球约章等国家政府及国际组织提交，并透过这些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影响来改善全球供应链中的企业社会责任执行状况，使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工人在经济全球化的运动中受惠。

　　下面就是本刊记者和刘开明的深入对话。 《南风窗》：您长期关注劳工权益状况，对国内企业中特别是外来工群体的权益状况您怎么评估？用新潮的话说，对国内企业的社会责任状况，您的评价是什么？

　　刘开明（以下简称为刘）：公司有三个面孔，一个是经济层次，就是必须赚钱，回报投资人和股东；第二个层次是环保，对环境的破坏是不可持续的；第三个是社会责任，对法律义务的承担，做一个好的社区的伙伴，与员工的关系等等。第一个面孔是老板的面孔，更多的考虑是赚钱；第二个是企业家的面孔，更多的考虑是发展，但发展面临着很多外部的制约，比如环境的要求；不注意这些，发展就是不可持续的；另外一个是资本的面孔，脱离具体的企业经理人，更多的是考虑社会乃至人类的发展。比如美国纽约有一个社会责任相互信任投资组合机构，是一个涉及1100亿美元投资基金的社会责任组织，主要是推动所投资的企业改善社会责任状况。国内的企业基本上是老板的面孔，1999年1～3月，我们曾经调查了十几个医院的外科病房，走访了几百个治疗工伤的工人，只有一个人过节时得到了500港元的慰问金和一束鲜花，当时很欣慰，还有一个老板良心发现。问老板是哪里人，是德国人，为什么不是华人？98%的老板都是华人。我和很多老板也交流过，有的可能不愿意说什么，有的就坦率地说：没有发财，怎么立德？

　　《南风窗》：有一种意见认为，目前我国的发展阶段无法承受过高的用工门槛，或者说在国内企业中推行社会责任，会削弱我们的竞争力。

　　刘：这也是一种主流的看法。问题是你看待这个问题的角度。所有的多边社会责任的标准，比如SA8000，都有一个基本出发点，就是中国的法律。中国法律的很多内容事实上远远高于核心国际劳工标准。世界上只有30几个国家的法律规定每周工作40个小时，保险也是强制购买的。美国也没有做到这一点。从逻辑上讲，不执行国际劳工标准，也就是不执行中国的法律。这就给老板和员工传递出一个可怕的信号：可以不遵守中国的法律。

　　执行劳工标准，短期的钱肯定少了。从长远来看，比如，这次给世界银行刚刚完成的部分报告，如果整个报告通过，很有可能形成这样一种政策：未来要获得出口的份额，就必须落实企业的社会责任。如果真的走到这一步，那么早就开始做的就领先一步了，到时候再做的可能就会被淘汰掉了。我的判断是，通过原始积累式的、非法的手段赚大钱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这个时候要按规则，要按法律来经营企业。国际劳工标准说到底不是标准，是一种规则，按照规则做事，就能获得市场。从这个角度看，落实劳工标准，不是降低了竞争力，而是提升了竞争力。

　　《南风窗》：无论是什么因素带来的，您对国内企业面临的社会责任上的困扰是如何评估的？

　　刘：压力是越来越大。现在大的跨国品牌商，几乎100%都在对下游产业链进行劳工权益评估，进行监督。他们不仅对自己的员工负责任，也对所有产业链的员工负责任。这已经超越了法律的范围，成为一种道德的要求，并且这种道德的要求已经转化为一种市场的力量，一种赚钱的法则。

　　根据我个人的观察，目前国内企业一个是观念上还存在问题，二是对国际市场上的变化，对国际思潮的变动，信息也不充分。我曾经做过一个调查，对上世纪90年代国际上兴起的社会责任运动，国内各方面包括政府、企业和工人，了解的很少。有的对这个概念也比较陌生。

　　比如WTO涉及到多种力量的平衡，对这种情况，国内企业了解就比较少。比如最近美国对中国彩电、纺织品的反倾销，就有美国的劳工组织参与，我们感到很紧张。将来如果我们继续对国际社会的变化和潮流不了解，必然会影响到我们的产品出口。欧美都开始从社会责任方面来考虑关税的优惠问题。欧盟就规定，达到国际劳工标准的产品，关税可以降到7%以下。今年5月，美国和越南签订了一个纺织品协定，里面增加了社会责任的国家政策内容。

　　《南风窗》：贵所作为一个非政府组织，在其中是否也扮演过什么角色？

　　刘：我们的主要工作是做研究，也参加过对供应商的社会责任监督和培训。有了品牌商的授权，在事先不通知的情况下对国内供应商进行检查。这里需要说明一个误解。这样做，不是跨国公司干涉我们的内政，而是跨国公司进行合同管理。这些供应商在合同中承诺要守法经营，对员工要符合基本的要求。我们的工作是调查供应商是不是遵守了这个合同，费用也不是工厂来承担的。

　　我可以举个例子，我们所曾经“挽救”过这样一个企业，是广东中山市一个规模很大的制鞋厂，在当地也是利税大户。这个工厂对员工的权益侵害十分严重，从生产条件到工作时间、工资都存在很多问题。我们就进去，帮他们培训管理人员和工人，逐渐改善，做了两个月，最后保住了品牌商的订单。

　　《南风窗》：贵所作为一个非政府组织，对目前的工作环境是如何评价的？

　　刘：我认为总体环境在不断改善。这两年内，我们到过很多工厂调查，也为不少管理人员做过有关国际劳工标准和执行社会责任的培训，发现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企业意识到了这个问题。虽然很多工厂不情愿，但为了获得订单，只能顺应潮流。这样，也为我们这些民间机构提供了一些空间。但总体来说，我们的工厂还缺乏自我改善的内在动力，而作为社会责任直接受益人的工人也没有机会和能力参与到这个运动中。工厂的内在动力和工人的参与是社会责任成功的最重要因素，所以我们也希望媒体发挥一些作用，使中国本土的公民社会力量成长起来。我们不能指望外力，而要靠自己来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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