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全国各地在户籍制度改革方面力度较大———深圳户籍实行管理新思路：挣够社区居住证积分可落户；重庆取消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将统称居民；外地人在京购房取消批准手续和3‰购房手续费；河南取消城镇入户限制条件，以居住地登记户口；沈阳取消暂住证，在全国率先推出申报暂住登记制。

　　沈阳“零收费”冲击波

　　7月22日，沈阳市取消对外来人口办理暂住证，改为免费申报暂住登记制度。外地人员到沈阳，不再办理暂住证和向公安机关交纳各种费用，实行依法申报暂住登记。同时，停止收取依附于暂住证的其他各项收费。

　　总而言之，沈阳市公安机关对外地来沈人员一律实行零收费。一石激起千层浪。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夏学銮认为，沈阳市的做法是全国户证管理发展的趋势，事实上，全国都在积极筹划取消暂住证事宜。

　　夏教授认为，取消暂住证保证了外来人口，主要是农村进城务工者能够获得城市合法居住的权利，有利于缩小城乡差别，消除农村贫困人口，还有助于保障外来人口的公民权。

　　夏教授将暂住证的取消归功于《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的修订。“《居民委员会组织法》更名为《社区居民委员会组织法》，修订后的新法提出：在城市某社区有固定住所满3年的就可以享有社区居民的权利，如选举权、被选举权等，这就打破了户籍制度对农村进城务工者、外来人员的约束。”夏教授说。虽然暂住证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取消，但河南、北京等地都在筹划用居住证代替暂住证。夏教授认为，这也是非常有积极意义的。

　　天则经济研究所萧瀚认为，任何制度都有一种惰性，办理暂住证作为一种制度还会在一定时间内存在。而且北京作为首都是中国几个最吸引外来人口的城市之一，因此废除暂住证制度很可能会等到最后。

　　“为什么不让我们出去？”

　　暂住证对城市外来务工人员来说，不光是一纸证明他们身份的小小卡片，有时还成为限制他们人身自由的“封条”。

　　四川仪陇来京务工人员郑大寿怎么也弄不懂，他所在的劳务队为何将他的暂住证扣押而不还给他。“非典的时候为了不让我们外出，把我们的暂住证都收起来了。现在非典没有了，为何还扣住我们的暂住证？”在北京毒辣的太阳下，郑大寿一边干活，一边愤怒地问，“我们是来帮着建设北京，又不是干什么违法犯罪的事，为什么不让我们出去？”

　　没有暂住证，郑大寿不敢随便走出施工地的大门，他知道一旦被查出没有暂住证，就会予以重罚———那是他承受不起的。

　　郑大寿身边一位看着不像农村进城务工者模样的人道破了“天机”：“收了他们的暂住证，他们就不能乱跑。而且暂住证是劳务队统一办的，有统一保管的理由。”

　　一纸暂住证，像无形的枷锁，将郑大寿牢牢地“绑”在劳务队里———但这只是暂住证引发问题的“冰山一角”，更多的问题潜藏在这张纸片背后。

　　暂住证给河南项城市外来务工人员郑奇留下了深深的印象：“去年9月我来到北京，被查出没有暂住证后被带到一个派出所，又从这个派出所被转到收容站关了两天，之后又转到另一家收容站关了4天，最后我被遣送回河南，掏了好几百元钱才出来。这中间我们被转来转去，不敢跟任何人辩———因为我们没有在这个城市呆下去的通行证。”

　　对收容遣送制度的废除，郑奇打心眼里高兴。对暂住证，他盼望着能像收容遣送制度一样消失———他不清楚他为什么要办这张小小的卡片。“外国人都能进北京，中国人就不能进北京吗？”郑奇问。

　　无论是郑大寿，还是郑奇，都对能证明他们身份并让他们在北京合法呆下去的暂住证知之不详。在采访中，几乎所有外来务工人员都对自己在北京到底要办多少个证件弄不清楚，有的说3个，有的说4个，有的说5个，但被提到最多的是暂住证、健康证、就业证。正是这些证件，曾经让外来务工人员伤透了脑筋，也伤透了心。

　　“暂住证取消了，我们的腰杆子就能直起来了。”郑奇说。

　　“那一刻我甚至不敢呼吸。”

　　暂住证几乎成了所有城市外来人员心中深藏的痛。

　　暂住证一直是大学毕业后在京“漂”了两年的曹蕾忌讳的话题。虽然在外企工作、拿着不菲的薪水，但曹蕾一直拒绝办暂住证；当然不是交不起那份钱，而是一旦办了暂住证，曹蕾就觉得这座城市更将她拒之门外。“暂住，暂住，就是暂时借住———我随时都可能被轰走。”曹蕾说。

　　不管是在上班路上，还是在逛街，曹蕾都尽量将自己装得不像外地人，因为凭经验，只要看起来不像外地人，一般就不会被查问暂住证。

　　但有一次，公司加班晚了，曹蕾在回家过地下通道时迎面碰上了一个警察：“我的第一反应是掉头走开———夜里12点，地下通道就我一个人，不被查问才怪。”但在那样的情况下，曹蕾当然不能掉头跑掉，她硬着头皮迎着警察走上去。“我们擦肩而过的时候，我的心狂跳不止，我甚至都不敢呼吸，我也不敢正眼看那个警察———虽然我没做什么坏事。”

　　没有被查问，曹蕾平安地回到了家。她抱着被子狠狠地哭了一场，那种被羞辱的感觉让她至今难忘。

　　一张暂住证，分出围墙内外，冷暖各人自知。

　　曹蕾知道暂住证在沈阳被取消的消息后，在心里长长地松了一口气。“户籍在一个城市打开了缺口，各个城市都跟着松动；相信暂住证在沈阳消失后，也会在越来越多的城市里慢慢消失。”她说。曹蕾希望在不远的一天，她能在北京的街上自由自在地行走，而不是感觉低人一等。

　　家住北京草桥一带的陈先生认为，应该给外地人和北京人同等的市民待遇。“外地人为北京贡献了多大力量！没有他们，哪来北京这么多的高楼？暂住证一下子就显得外地人低北京人一等，这对他们不公平。取消暂住证，保证外来人口在城市合法居住的权利，能促进社会人口流动，合理地配置社会资源。”陈先生说。

　　但也有持反对意见的，反对的声音大多来自取消暂住证会引起城市外来人员暴增、不利于就业、影响城市治安状况等。

　　暂住人口管理人性化

　　有关方面表示，由于各地情况不同，流动人口数量不同，各地很难在是否取消暂住证的问题上做到统一，而且沈阳的暂住证取消不到一个月，其效果如何现在也很难说。

　　在沈阳取消暂住证后，有媒体报道，有些城市暂不取消暂住证，但将对暂住人口实行“市民化管理、亲情化服务和人性化执法”，如湖南长沙等。

　　不管是否取消暂住证，城市对外来人口的管理越来越趋于宽容。

　　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在7月份设立外来人口维权站。据分局政治处张先乐科长介绍，维权站从法制、务工、生活等方方面面对外来人口给予帮助。与此同时，东城分局正在建立新的暂住人口信息系统，新系统在服务方式、服务内容、管理模式上都将更人性化。

　　但有关方面也担心，取消暂住证后会不会带来新的问题。废止《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后，街头行乞要饭的多了，而且《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让一部分流浪人员认为救助是一种福利，是可以随便享受的，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暂住证的取消会不会带来诸如此类的问题也亟待考虑。

　　给流动人口国民待遇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唐钧认为，暂住证作为一种登记制度，本身并没问题，关键在于暂住证与其他利益的挂钩，如就业、社会保障、受教育权等。出现这些利益分配问题时，暂住证制度就出了问题。

　　“应该给流动人口国民待遇。”唐钧认为，“全社会应将目光从是否取消暂住证转移到利益分配问题上来。城市的大门实际上早已开放了，只是加了很多限制，这就涉及到利益问题。取消这些限制，就要跟利益脱钩。如果取消暂住证，又从其他别的环节派生出新的不公正，那就等于没取消。所以暂住证是否取消只是一种形式，而不是一种实质。”

　　萧瀚同样认为，目前的暂住证不仅仅是一种居住管理的方式，而是与平等受教育权、医疗保障等有派生关系的。“无论怎么说，沈阳取消暂住证都是一个大的进步。当然，不是说取消了暂住证就一步到位———教育、医疗保障等都是要随之而来需要解决的问题。”

　　萧瀚认为，暂住证取消的意义对于城市外来人员来说少交一份费用还在其次，最重要的是他们拥有了与城市居民同等国民待遇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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