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爱洒向社会最底层(组图)

http://www.sina.com.cn 2003年08月04日11:03 南方日报

关爱洒向社会最底层　　温情“救助”取代强制“收容”后，救助管理将面临全新课题

　　前言

　　8月1日起，《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正式施行，全国各地的收容遣送站相继转变为救助站。新办法充满人文关怀，也标志着我国政治文明的一大进步。

　　从“收容遣送”到“救助管理”，对特殊人员的救助和管理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课题，而随之也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7月31日，新华网记者走进原杭州市收容遣送站，对新办法实施前后的“收容”情况进行深入采访。

　　新办法体现人文关怀

　　过去，住通铺盖一床大被，现在每人一床被褥，睡的是高低床，以后还会有独立的床铺。

　　这是一段历史的结束，更是一个时代的开始。6月24日下午2时30分，继深圳、沈阳等城市之后，位于西湖区西溪路870号的杭州市收容遣送站摘下了“浙江省杭州市遣送站”这块挂了50多年的牌子。这个从1950年10月起一直从事收容遣送工作的机构，完成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收容遣送”使命。取而代之的，是个崭新的名字：杭州市救助管理站。现任救助站站长的戴旺生如是说：“新办法的出台是社会发展和法制不断健全的必然，说明人们对自身的安全和权利更加关心。”

　　走进救助站，记者发现，工作人员的行为观念变化很大：除了本职工作以外，与被收容人员沟通情感，了解他们的心理状况；寻找被收容者的家人，在遣返时与其家人探究原因等等。

　　对比新《办法》与“老规矩”，其中差别最大的是体现了对救助对象的人文关怀。正如杭州市民政局局长赵申行所说的那样，杭州市收容遣送站的变迁，可以说是全国收容遣送工作的一个缩影。这段历史将证明——“人间真爱，正洒向社会的最底层！”

　　他们为什么还要流浪？

　　在新救助办法实施前夕，在这个修缮一新的杭州救助站的“新家”里，当时住着近30名流浪者，其中流浪少年最大的才16岁，最小的只有11岁。长期的流浪生活，在这些孩子的身心都烙下深深的痕迹。面对陌生人，孩子们习惯性地表现出两种态度——或是静默或是讪笑。流浪教会他们怎样自我保护。

　　小敏，这个面对记者表现得异常老练而冷静的小女孩，讲述了她从贵州六盘水流浪到浙江杭州的故事。在讲述间隙，她时不时嘣出几句愤世的话，让人很难想象，这些话出自一个15岁的孩子之口。

　　“我不是第一次跑出来了。去年就被这里收容过。家里还有两个姐姐和一个弟弟，因为受妈妈的打骂，去年冬天的时候和弟弟一起跑出来流浪的，后来我们失散了，丢了弟弟妈妈肯定会打我，我就更不敢回家了。”

　　从遣送站到救助站工作了十几年的老杨告诉记者，他们已经和小敏家里联系上，说是来接但一直就没来人。小敏说：“我想回家去，但不知道弟弟是不是也回家了。”

　　据介绍，曾经有一个11岁的安徽小姑娘，爸爸妈妈就在杭州打工，她爷爷把孩子领走了，可没几天她又跑回来了。在被送走之后，之所以又跑回来，是因为她已经把这儿当成了庇护所。在这里，不会被太阳晒被雨淋，不用怕吃不饱睡不好。当然，也没有人打她，伤害她。

　　在民政部公布的《实施细则》中要求，对遗弃残疾人、未成年人、老年人的近亲属或者其他监护人，责令其履行抚养、赡养义务；对确实无家可归的残疾人、未成年人、老年人应当给予安置。

　　区分管理保护孩子

　　少儿救助保护中心担负起教育责任

　　对此，杭州救助站的戴站长有个想法，从8月1日起，他要把受助的人群区分管理，救助站只接受成年人的求助，流浪少儿都转入“流浪少儿救助保护中心”细分化的管理，让孩子们更好地得到救助、保护与教育。

　　救助站工作人员说，流浪的孩子是最难办的。大多是父母离异情况比较复杂，孩子们平时得不到完整的爱和妥善的教育，有些甚至遭遇家庭暴力。这些孩子，在社会上游荡时间长了，容易沾染不良习惯，性格上变得我行我素，盲目性强，很难教育。救助站毕竟只是求助者的临时住所，等孩子住下来后，他们一般会联系孩子的家长，让他们把孩子领回去，或者由救助站派专人送回；对于一直找不到家长的孩子，救助站会把他们转到下属的“流浪少儿救助保护中心”，暂时由那里担负起教育照顾孩子的责任。

　　其实，浙江省从1996年开始，就在金华、杭州、嘉兴、温州、湖州等市分别设立了“流浪少儿救助保护中心”，针对流浪少儿在不同教育阶段的心理特点和思想转化情况，在教育方法上，采取循序渐进的程序，通过校规期教育、感化期教育、矫正期教育、回归期教育等多种方法，让他们走上正途。

　　但是，无论是救助站还是“流浪少儿救助保护中心”，都只能是这些孩子们暂时的庇护所，不是心灵家园。他们前面的路，还很长。

　　【探讨】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收容救助站？

　　杭州市救助站戴站长说：“要让被救助者最大限度地感觉到在这儿就像在他们家里一样。”戴站长说，救助站各管理科室的名称也要改变，比如“收容审查科”将被改为“接收询问科”，“管理教育科”将被改为“护理管理科”，“遣送安置科”将被改为“护送科”。管理模式也随之由过去的封闭强制型改为开放服务型。被救助者只要符合条件就可来去自由并不收任何费用。

　　“改造救助站，目前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戴站长告诉记者：“遣送站的牌子撤下后，站里工作人员的心态也正接受考验：不知道今后该怎样对待曾经是被管理者而今是服务对象的流浪人员？但现在最困难的是，救助经费早已超出年度预算。”

　　按照国务院新颁布的救助办法，对待求助人员要提供5种帮助：提供卫生合格的食品；提供符合基本条件的住处；对在站内突发急症的及时送医院治疗；帮助他们和家属或单位联系；对没有交通费返回其住所或所在单位的提供乘车凭证。这些现在都对救助站提出了新课题。记者看到，几乎所有的求助人员都在救助要求上填写：要求回家。新办法要求救助站提供“乘车凭证”，但是，乘车凭证只能是花钱买来的车票。

　　如何面对救助管理新问题？

　　《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被废止以后，如何防止社会治安恶化，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以及新的《救助管理办法》出台，新旧办法如何衔接？

　　自6月22日国务院公布《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后，已有100多名生活无着人员找到杭州市救助站要求救助。工作人员按民政部公布的《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因自身无力解决食宿、无亲友投靠、又不享受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或者农村五保供养，正在城市流浪乞讨度日的人员”方能得到救助的规定，发现大多数人不属于救助对象。

　　在7月30日召开的浙江省贯彻《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电视电话会议上，浙江省副省长陈加元指出，该助则助，不该助则免；临时救助，低标准救助。今后的救助站不应成为懒汉的收养站及罪犯的避难所；不应成为福利院或者是孤儿院，让救助人员回归家庭、回归主流社会才是最终目的。

　　然而，在眼下的实际操作中，仍出现不少两难的局面。比如，收容遣送法规废止后，并不等于社会上就没有了“三无”人员，如何加强对这一特殊群体的管理？

　　此外，《遣送办法》的废止，也给房屋出租等带来新的问题。“没有暂住证？没关系，反正你也不能收容我。”让有些外来人口“有恃无恐”，不再办理暂住证，房主也趁机自动取消“两证一牌”，这无疑会给当地的治安带来隐患。　新华

　　相关报道

　　街头乞丐面临管理“真空”

　　杭州市城市管理执法局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现在天气热了，流浪乞讨者反而多了。到了晚上，经常有人睡在街边的椅子上过夜。以前，街上出现流浪乞讨人员时，城管队员会配合公安工作，发现后便将这些人送到当地的派出所，对这些人进行收容遣送。随着《办法》的出台，他们已经停止了这种做法，而只是对流浪乞讨者进行劝阻，告诉他们可以到救助站去。但在工作中，很多乞讨者不愿进救助站，因为在街上乞讨，他们还可以有收入，甚至还不低。

　　据统计，浙江省登记在册的流浪人员共有898万人，其中，外来人员占了近六成。杭州市民政局副局长刘南说，在杭州城内的外来乞讨人员多达数千人。

　　据杭州市民政部门的有关负责人介绍，由于国家原有关于对流浪乞讨人员的强制收容规定已经废止，杭州地方相关规章也自动失效，目前杭城对于街头乞丐的管理，基本上处在真空状态。

　　链接

　　深圳救助站成无助者的驿站

　　流浪4年、靠拾荒度日、夜睡天桥下、想回家又没有钱的甘肃籍杨姓男子；离家出走，后被老乡骗到深圳的14岁河北姑娘小安……经过改造的深圳市救助管理站1日正式挂牌运作，截至当日下午5时，有12名求助者在这里获得救助。

　　9时45分，一名求助者走进救助站。这名叫杨吉斌的青年男子家住湖北十堰。刚到深圳的他在南头关口被“老乡”骗走了财物。他喝下“老乡”递给他的一瓶水后就不知不觉睡着了，当他醒来时，“老乡”已无影无踪，他的行李、证件和身上所有值钱的东西——864元现金、手表和手机也都不见了。走投无路的杨吉斌只好向路边的保安求助，好心的保安给了他4元钱，让他坐车来到了救助站。

　　在接受询问、填写《申请救助登记表》后，杨吉斌成为了深圳市救助站正式挂牌运作后救助的第一人。工作人员为他进行身体检查，并端上一份鸡蛋榨菜肉片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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