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济南8月5日电（记者张晓晶）记者的一位医生朋友已经有13年的临床经验，谈起“大处方”，他认为这是一个久治不愈的顽疾，在医疗体制改革的今天，重提这个话题并以此作为改革的“突破口”确实很有必要。在保证不透露其姓名的前提下，这位医生与记者展开了一场关于“大处方”的对话。

　　记者：现在，病人普遍感觉看不起病，吃不起药，药价贵是一个因素，但是因为医生开“大处方”，病人花冤枉钱的事也不少。

　　医生：“大处方”这个问题很难界定。每个医生开出的处方都是有理由的，病人如有疑义，许多医生会说：我看病，还是你看病？让我看病，就吃这药。一句话就可以把你堵回去。其实，有意开“大处方”的医生很少，能有10％－20％吧。我觉得这些年媒体把医生形象丑化了，患者处于弱者地位获得的同情太多了，其实绝大多数医生是好的。

　　记者：你所在的科室有人开“大处方”吗？“大处方”有哪些表现？

　　医生：有这么一两个大夫吧。你看，有的大夫有便宜药不用，用贵的，明明10元钱的药能治好病，可偏用20元的；有的不顾病人的经济承受能力，一开药能吃几个月，这都有“大处方”的嫌疑。另外，对于住院病人来说，医生搭车开药也是事实，病人的钱花得不明不白。不过，实行住院费用“一日清”以后，这种现象有所好转。

　　记者：你开过大处方吗？

　　医生（尴尬地一笑）：我自认为没有过。我们医生在开方的时候，一般先考虑患者的病情适合用哪种药，当然，如果几种药的疗效都差不多，医生就会根据实际情况做出自己的选择。

　　记者：你说的这种实际情况是不是回扣的多少？

　　医生（默许地笑笑）：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了，也没什么好隐瞒的。现在全国没有回扣的药品凤毛麟角。成本只有七八元的药，到患者手中可以卖到100多元。一个做医药代表的小姑娘，刚刚毕业，月收入就一万多元，而大多数具有专业技能的医生辛辛苦苦一个月，收入也就3000元左右。当然，医生的收入在当地都属于中上等水平，我们应该知足了，但人都想过一种体面的生活。我也想有光明正大的收入，但在不能切实提高医生收入的情况下，对于送上门来的药品回扣，为什么不要呢？不要白白送给了那些医药代表。

　　据我所知，目前主任医师年收入四五万元，药品回扣收入远不止这个数目。肿瘤中心的医生光开药每月回扣收入就有两三万元。现在，肿瘤药物回扣最高，能达30％，也就是说开100元的药，医生能得到30元回扣。行规是回扣占药价的10％左右，抗生素要高一些，约占15％。据说，北京一家医院想给医生涨工资，条件是医生不准收红包、不准拿回扣，竟没人同意。由此你可以想象回扣之风有多么严重。

　　记者：医院对医生的处方权没有任何监督、限制吗？

　　医生：现在，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越贵的药越好卖，越便宜的药越没人用，除了医生能多拿点回扣以外，医院也是受益方。所以，大多数医院对“大处方”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是纵容。再说，即使要查，“大处方”也很难界定。真要查的话，恐怕医院就空了。

　　我觉得“大处方”问题不应该把医生作为焦点，这是制度的漏洞，应该由制度来填补。青霉素为什么没人给回扣？因为它的价格已经很低了，没有多余的钱作回扣。现在，药品从定价环节给回扣留出的空间太大，如果切实把药价的水分拧出来，我相信回扣现象就可以大大减少，医生的“处方”也可以干净很多了。（完）（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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