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北大才子街头卖肉”的消息见诸媒体后，面对公众的同情、质疑与批评，陆步轩几天来缄口不言，甚至宣称“不再接受任何采访”。在中央电视台“对话”栏目和外滩画报特派记者的不懈努力下，8月2日深夜到8月3日凌晨，在长安县的一家餐馆里，陆步轩终于敞开心扉，第一次向媒体概述了他大学毕业14年来的种种经历。也许，他的自述对我们思考“陆步轩现象”会有所启发。

　　分配

　　大四时，我希望留在北京继续做学问。但事与愿违，我被直接分配到长安县柴油机配件厂。

　　我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学的是语言学专业，我的性格比较内向，适合这个需要静得下心来的专业。我的兴趣是方言和训诂。大四时，陕西省有关部门到北大要人，我没同意，我希望留在北京继续做学问。但事与愿违，1989年，我被直接分配到长安县柴油机配件厂，搞语言研究的希望从此破灭了。

　　我到柴油机配件厂报到后，又被安排到它下属的长安造纸厂工作。后来我才知道，这是要考验我的写作水平和组织材料的能力。3个月后，我的写作水平得到认可，回到了柴油机配件厂，随后被抽调到上级主管机关长安县计划经济委员会。在计经委，我除了负责写本单位的材料，还要为县里的许多经济文章担任主笔。这段时间，我工作很努力。

　　分房

　　想到自己在单位里干得最累，得到的却最少，我就很生气。

　　我觉得低人一等是从1992年分房开始的。1992年，计经委为机关职工建了福利房，3万元一套。房子的设计图纸是我请清华的朋友搞的，7万元的设计费，他只收了1.5万元。我以为自己能分到一套，结果却没有，因为关系还在厂里，我只是一个借调的人，不能享受分房待遇。

　　过了一段时间，计经委又给下属的各企业负责人建福利房，盖了60多套，每套5万元左右。有些领导一个人就拿了几套，而我还是没分到。想到自己在单位里干得最累，得到的却最少，我就很生气。每天早上别人8点钟上班，我7点就到，不仅揽下了所有写文章的活，还要打扫卫生。但是发奖金的时候，正式职工拿1000元，我却只能拿500元，分房子又没我的份。

　　经历了这些，我心灰意冷了。这个时候，正好碰上搞"社会主义教育"，我决定下农村好好休息一段时间。我在农村呆了半年。回到机关后，我开始推活，我不想像以前那样干了，因为再干也就是个临时工，永远的临时工。

　　办企业

　　当时我是化工厂的负责人，厂是靠借来的2万元办起来的，我还把几年积累下来的5000多元也都垫了进去。

　　1993年，我从农村"社教"后回机关不久，又赶上政策号召机关人员分流，"下海"成风的时候。当时，我所在的计经委进行机构改革，分出了工业局，我就被分到了工业局。工业局有100多名员工，大部分是退休职工，还有一部分是科长老婆、司机老婆之类的人，跟我一样都是临时工。一名副局长就拉着我们这10多个临时工"下海"了。 最初，局里承诺给我们支付开支，直到企业成功，但这很快成了空头支票。当时局里的资金很困难，连当年盖的办公楼的工程款都没法付清，欠了40多万元，几间办公室到现在都被建筑公司占着呢。局里买了10多张办公桌，在一没资金、二没项目的情况下，就让我们办企业。

　　随后，我们办起了纸张染色厂、复合化肥厂、化工厂。但是这些厂其实都是空的，啥也没有，只有一个概念。在这期间，因为到北京考察项目，我才在毕业后第一次回了北大。

　　当时我是化工厂的负责人，厂是靠借来的2万元办起来的，我还把几年积累下来的5000多元也都垫了进去。我们生产了一些油漆、涂料产品，但因为没钱搞商标和外包装，无法推销出去。于是，我就组建装修队，把我们村里的农民组织起来，让他们用我们的产品帮别人搞装修，厂里经常发不出钱，但他们信得过我，也不计较。

　　到了1994年，我们领头的副局长退休了，那批当初"分流"过来的人，该退休的退休了，有关系的又回机关上班了，只剩下我和另一个没有关系的年轻人。化工厂经营了不到一年，也难以维系，关门了。我向一位局领导请求回机关上班，但对方说好好干吧，单位会考虑的，以后就没了下文。

　　我只好又带着施工队搞了好几年，施工队自收自支，人数不定，有时几十个人，有时就剩我一人。而我的工资，早在1994年成立公司几个月后，局里就没有发放了，我领过的最高工资是250元。

　　开肉店

　　要论手艺，我也是长安的一流高手。我从一个文科状元变成了"屠夫状元"，这真是一个黑色幽默。

　　1999年，我的大孩子已经有2岁了。我媳妇看到我们家房子也没有，装修队的生意又不好，她自己也没事可做，就跟我商量，开一个小商店。我们夫妇俩倾其所有，投3万元钱，办了一个小百货店。我们原本以为这是个很容易做的事，谁知一做就亏。由于进货渠道不畅，进价高，还进了一批假货，又不识假钞，我们很快就被坑了。我们把商店关了，剩下一些假烟，只能留着给自己抽。

　　随后，我媳妇见商店附近没人卖肉，就提议开个肉店。我们马上行动，花每个月300元工资请来一个师傅为我们卖肉，同时让我舅子去学做屠夫。因为西安的肉要比长安的便宜几分钱，为了多赚那几分钱，每天凌晨两点多，我就脚踏自行车，去20公里外的西安进肉。

　　很快，我就发现那个师傅手艺不行，我现在的水平是“上不打一，下不打二”，意思就是如果你要1元钱的肉，我一刀割下来的放到秤上一称，只会有一两毛钱的误差，但是他的水平却只有“上不打三，下不打五”，于是我只让他干了一个月就把他炒了，让我舅子来干。不久，我发现他也不能让我满意，我就自己主刀了。

　　肉分六等，由于我坚持不进劣等肉，宁愿自己多付出一两毛的代价也要进好肉；分量又足，很快我的肉铺有了名气，附近的人都来找我这个戴眼镜的买肉。去年底，那肉铺被拆迁后，我租了新地方，那些老客户还是追过来买。

　　但是仅有这些是不够的，从1999年到2001年，我一直亏本，连带当初的小商店在内，共亏了2万多元。我的老本只剩下1万元了，生意的门道深着呢，我在亏本中不断学习，从去年开始，终于扭转了局面，去年赚了纯利4万元，今年到现在为止，已经赚了3万元。

　　如今在全长安的100多家肉店中，我是最赚钱的，多数肉店一天只能卖两头猪，我却要卖七八头，去年冬天时，还创下了一天卖14头的记录。要论手艺，我也是长安的一流高手。我从一个文科状元变成了“屠夫状元”（《屠夫状元》是一出在陕西家喻户晓的地方戏），这真是一个黑色幽默。

　　择业

　　经历了这14年的坎坷，我希望我选择一份稳定的工作，让我的下半辈子不再有大的波折。

　　我卖肉的事被媒体报道后，已经有上百家单位和我联系，要请我加盟。省、市、区的领导和有关部门也送来了关心，要为我安排工作。

　　14年来，我几乎都是在绝望中度过的，消解绝望的方法就是喝闷酒。虽然我父亲就在20多里外的乡下，但我一年都难得回去看他，怕被乡亲们看见，脸上挂不住。我在街上卖肉，也从不说自己是北大的毕业生，害怕丢北大的脸。“鸟过留声，人过留名”嘛，我不想让北大的师友知道我靠卖肉为生。

　　现在，我又有了选择的机会。因为没有屋子存放，我当年从北大带回的8箱书现在已经遗失了很多。好几年没有摸过书本了，一些知识已经变得生疏，但是我相信我的基本素质还在，只要给我一段时间适应，我就能胜任安排给我的工作。经历了这14年的坎坷，我希望我选择一份稳定的工作，让我的下半辈子不再有大的波折。

　　不过，真要让我舍下肉店，我还真有点割舍不掉。毕竟，是它使我第一次赚钱，又是它使我成为新闻人物，受到社会的关注和帮助。外滩记者 禄兴明/发自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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