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3岁的陕西榆林南郊农场农民景统仕在二女儿景艳梅以高分东北师范大学录取时因为高昂的学费而选择了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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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贫困生：越过学费这座山

　　穷人家的孩子最重要的出路就是上大学，尽管只有初中文化，53岁的陕西榆林南郊农场农民景统仕生前一直这样告诫自己的儿女。景统仕正在上学的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成绩都很优秀，特别是二女儿景艳梅今年高考考出了理工类533分的高分，被东北师范大学录取。但是，就在女儿考上了大学后，景统仕却做出了出人意料的选择。　

　　学费“杀人”？

　　6月16日，景统仕托人从省招生办打听到女儿被东北师范大学录取，一家人算了算，第一次去大学至少也得带上一万元，景统仕立即从炕上爬起来筹款。但这次筹钱很不顺利，奔波几天，景统仕也没有借到一分钱。

　　他的妻子告诉记者：“他说(孩子)考取了大学，他供不起孩子念书。负担太重了，然后脑子转不过来，转不开了。”7月14日，就是在这间平房里，景艳梅的父亲景统仕喝下农药自尽。

　　景艳梅：“我的费用问题肯定像导火线一样的，我爸爸肯定也是考虑到以后我弟弟妹妹上学，那时候更拿不出来钱了。”

　　家里的11亩菜地就是景家姐弟上学的指望。今年雨水大，菜价卖不上去，一些菜烂在地里，每亩地还要亏上个几百元。景艳梅的哥哥算了一笔账。农场菜地每年每亩要投入1000元，如果收成好的时候，每家一年能有4千元的收入，可弟弟妹妹的学费每年合起来就得7000元。这家人大事小情都得靠借款。景艳梅的哥哥：“今年这地里面根本就没有收入了，能把投资的掘挖回来就不错了。春天莲花菜基本是五、六分买得起，柿子现在是一毛多，价值比莲花菜还多一点，现在刚刚乱七八糟，损失特别大。”

　　在景家，我们看到这一家人的家用电器：一个15瓦的灯泡。他们一天只有2顿饭，中午11点一顿，晚上9点一顿。景艳梅：“我们去年过年的时候吃过肉。我父亲去世了几天以后，家里边都不想吃饭，我哥就买回来一点肉，我当时就觉得难以下咽。我当时就想，为什么在我父亲在的时候不买着吃一次肉呢。”

　　采访时，景艳梅常常陷入回忆中。她说，父亲生前常告诫自己，穷人家的孩子出路就是上大学，然而贫困和学费形成的强烈反差却把父亲逼上了绝路。“要是早能想到有今天的话，那即使不上大学也可以。人的生命不是最宝贵吗？只要我父亲能陪在我们身边，那我们即使不上大学也没有关系。”

　　几年来，家里为了三个孩子的学费，负债已经有1万多元。为了给景艳梅上大学申请资助，临去世的前一天，景统仕还忙着去派出所等部门盖章，证明家境困难，然而这个章也没盖下来。景艳梅：“我爸爸他当时回来，我不在跟前了。他就跟我嫂子说，他说他已经老了，什么事都办不成了。”

　　在榆林一中读书时，景艳梅每顿饭费平均不过1元5角，除了毕业照，景艳梅没有照过照片。

　　景统仕走上绝路并没有减轻这个贫寒家庭的负担，相反给家里的账单上又多添了8000多元的医院抢救费。他的大儿子说，不到一个月妹妹就要去上学了，他不愿意让妹妹因为贫困而失学。

　　榆林地区南部是山区，北部是沙漠，是陕西省级贫困地区，官方上报的人均年收入只有1518元。在景艳梅就读的榆林一中高三年级五班80多名学生中，家庭人均年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贫困生占到30%，与此同时，这个市重点中学今年的高考升学率达到90%以上，也就是说，班里很多学生同样面临大学学费的筹措问题。

　　今年考上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赵磊就是其中的一个。赵磊的班主任赵毅斌对记者感慨：“他怎么有个好的出路？只有念书出去考上以后，他马上就面临着学费问题。他自己非常愁，所以好多娃这段每到假期就开始打小工，挣点钱。”

　　我们在一个工地上找到了赵磊。这个暑假，每个凌晨5点，他就来到这里开始做小工。干上十几个小时也只能挣20元钱。几千元的大学学费对他来说是一个天文数字。赵磊：“难度有一个山的高度那么大，大学一般下来需要四万到五万。就是贫困学生不花钱的学生四万到五万。像我们家的话，四年能提供上个八九千就顶多了，四万多跟八九千都是天文数字。”

　　为了能为儿子读书赚份学费，几年前，赵磊的父母先后从农村来到榆林市打工。赵磊：“母亲为了让我上大学进城来干活，为了省四块钱车费，坐了一个顺路的三轮。半路上撞了，粉碎性骨折，全身就瘫痪了。四五年了，现在情况没有好转。”赵磊的父亲每年从正月干到腊月，身患胃病、糖尿病也一直不舍得花钱去医院。

　　每月赵磊家里的主要收入就是父亲拉三轮车挣来的600元，一家人生活费每月只用40元。现在，赵磊面对的第一年的大学学费8200元相当于这家人月收入的13倍。而那些不能出来打工的农村家庭，面对的情况还更糟。

　　坐落在陕北黄土高原中的榆林罗硷村共有100多户人家，基本上靠天吃饭。村里读高中的学生有20多个。几天前，一户姓房的人家，得知女儿房栓梅考上了大学后，母亲却想到了放弃：“我说你爸爸这么个情况，供不起，你不要念。”

　　房栓梅：“就因为没钱就不上了，以后我会后悔一辈子。”

　　房家的家庭收入非常清晰，每年3担黄豆、4担谷子、一口猪，年底时卖一卖，收入约900元。房栓梅母亲：“家里半年没收入，喂个猪还就这么大，就盼着猪长大。”2天前，房栓梅的母亲又卖了些黄豆，一家人数了又数，凑起来不过1000元。而女儿一年的学杂费，就是这个数字的8倍。

　　记者：“是不是也觉得挺心疼他们的？”

　　房栓梅：“我感觉有一种犯罪感。我妈就一个人种地太累了，有时候家里面的饭都吃不上。她太忙了，我爸又那样(生病)，啥也帮不上，钱也挣不来。”

　　在罗硷村，农户们家庭平均年收入1000多元，以目前大学学杂费平均6000元计算，4年的学费就是他们年收入的24倍，也就是说，就算一家人一年没有其他花销，也要攒上24年。全村二十几家有高中生的农户，没有一家能靠自己的力量凑足学费。而当地政府由于多年财政赤字，也拿不出更多的钱给予资助。

　　房栓梅父亲为此十分无奈：“就是没路子，不想办法贷些钱就没办法了，就念不成了。”

　　房栓梅从老师那里打听到，大学里有助学贷款，但因为还贷情况不好，现在借贷也很困难。与此同时，因为家里已经欠下债务，父母向附近的信用社也没贷来款。而这并不只是房栓梅一家面对的难题。

　　记者在村里采访时，就听到了这样的声音：“现在的贷款需要关系，没关系根本贷不来。像农村信用社贷款只能贷一两千，多的就不给贷。”这位在工地打工的陈师傅告诉我们，自己和身边的农民工最终能够从银行借到贷款的不到10%，只依靠卖苦力，也难以凑足孩子的大学学费。在这种情况下，不少人就想到了高利贷。

　　村民：“高利贷有二分的，有一分五的。村民越穷越不好贷，家里不好了人家怕你还不上。”

　　村民：“这个有两分钱(利息)，在贷的时候，实在是很少很少的了，一年就贷个三笔二笔。”

　　采访中，我们了解到，在附近的村里，为供孩子念书，高利贷是很普遍的事。在中国银行对农村金融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农村30%的高利息贷款不是用于生产生活，而是用来支付包括教育在内的几项垄断性消费。在陕北采访中，当地许多农户说，当孩子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就意味着自己这个家接到了一份还贷通知。

　　结束采访时，记者的耳边始终回响着景艳梅拿着入学录取通知书在念的声音：“这份入学录取通知书标志着你的人生将从此开始新的里程，希望你能珍惜这个难得的机遇。你应当意识到大学生不仅是一个光荣的名称，它更意味着神圣的使命，大学阶段的学习与你以前的学习将会有很大不同的……”

　　景艳梅、赵磊、房栓梅三位贫困学生目前都已得到中国扶贫基金会“新长城2003特困大学生关爱行动”的支持，获得了每人每年2000元生活费资助。但是，扶贫基金会也表示，由于财力有限，全国数十万贫困大学生，他们只能资助10000多名。

　　学校如何看待学费问题

　　高昂的大学学费让原本贫困的家庭陷入困境，甚至让原本不幸的家庭遭受更大的痛苦。这显然不符合我们发展高等教育的本来意义，可是，现实为什么却偏偏导致了这样的悲剧？作为收费一方的东北师范大学又是如何看待学费问题的呢？记者来到了录取景艳梅的东北师范大学。

　　在东北师范大学，校长史宁中告诉记者，录取景艳梅的教育科学院的学费一学年只需要3500元，而这样一个价格在国内同类别的大学中也是非常低的一个价格。“大概全国最低学费就是3500元钱。”

　　据介绍，近年来，东北师范大学每年需要投入的教育成本都在3亿元以上，而每年从13223名在校学生那里收取的学费还占不到教育投入的20%。

　　史宁中：“我们校现在光是办学这块运行(费用)得三亿元到四亿元，学费才收6000万元，那是根本不够办学成本。办学成本的大部分钱还是国家给的，还是靠学校通过其他途径，学费占的比例是很小的。”

　　尽管史校长没有清楚地给记者算出一笔账，但他还是明确地告诉记者，如果按照国家规定的学费标准，按照学校的每年每名学生平均日常运行成本的25%来计算的话。东北师范大学的最低学费至少在4500元以上。那么为什么当初在定学费的时候，东北师范大学会就低不就高？这最低3500元钱的学费标准又是怎么出台的呢？

　　史宁中：“师范这一块原来想收2000多元钱，后来省里(物价部门)说你收2000多元钱，别的学校就没法收了。你东北师范大学是一个好学校，你还收这么低？我说最低多少？他说3500元。那我就说就收3500元。”

　　记者：“当时订出2480元价位的时候是个什么情况？”

　　史宁中：“这个不是根据办学成本来算的。我们是这么考虑的：第一、我们学校大部分学生来自农村家庭生活非常困难；第二、学校想收一些好学生，我宁可学费降得低一点，学生收得好一点。”

　　记者在采访中还了解到，在东北师范大学13223名学生中，月生活费低于长春市最低生活标准的困难生就达4222名，占全校学生总数的32%。而对于这些贫困生来说，降低学费无疑是对他们最直接的帮助，那么学费究竟能不能降到史校长所提到的2000多元钱的价位呢？

　　“不可能再降，你说多收了钱还行，3500元钱已经非常没有道理的，再降干脆国家多给点钱，不收不就是了。”史宁中告诉记者，按照国家规定，自2000年开始，各地高校收费标准实行属地原则，由所在地省级物价部门核定，而这也是制约高校自主收费的原因之一。

　　专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秘书长温铁军

　　高等教育是需要巨大经费来支撑的事业。在高校看来，本来学费就入不敷出，当然不可能再降。但是，公共教育尽管稀缺，但无论如何它都应该是社会共享的资源，而不是只能被少数人享用的紧俏商品。可是，近年来，教育费用的高涨的确让很多贫困家庭无力应付。据测算，现在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杂费已经比1978年上涨100倍以上，实行收费制的高校，学费上涨更加迅猛。特困生、贫困生上学难成为一个越来越突出的社会问题。对此，我们的教育制度应该如何缓解这些矛盾？记者为此专访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秘书长温铁军博士。

　　记者：“事实上，在农村像这样上学非常困难的情况应该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一个父亲甚至用生命的代价对现行教育体制问题进行抨击，这不得不让我们多些感触。”

　　温铁军：“现在农民头上有新的三把刀，上学、告状和医疗。教育、司法、医疗卫生这三种本该是公共品，却变成了某些部门的垄断资源，据此抬高收费价格，以至于那些收入水平相对比较低的农民付不起子女巨额的学费。于是，相当的农民因为要上学、打官司、看病而不得不去求助于高利贷，结果搞得倾家荡产。”

　　记者：“这些现象已经不再是局部的问题了，导致这种情况到底这个学费太贵了，没有下降的空间还是我们提供给穷孩子上学的各种资助来源太少了？”

　　温铁军：“首先在教育收费问题上，教育本身如果要收费就应该是区分到底是公共品还是私人物品。一般来说，哪个国家都首先区分开公立学校与私立学校。如果是公立学校，就应该低收费甚至是免费。如果你是私立学校，可以变成私人物品，你可以把教育当成一个资源去收费。另外，还有区分你的专业或者将来从事的行业是不是一种基础行业，如农业、水利、探矿或是教师等属于国家长远发展需要的专业、战略行业或者基础产业、基础行业。”

　　记者：“有一个非常难解的矛盾就是，一年3500元的学费对于景艳梅家来讲非常高，以至于她父亲因为它而自杀。但相对于景艳梅就读的东北师大而言，3500元的学费不仅不高，而且还是比较低的。”

　　“师范应该是什么呢，低收费的甚至免费的，你要鼓励学生从事教师这个公益性的行业，没有区分之前统一都是这样的去抬高收费，这个做法是错误的。当然东北师大会说，如果我低收费甚至免费的话，那学校应该怎么样生存？事实上，当初东北师大报收费标准时，报到物价局是两千四百八十元钱，但是物价局的人讲你这么低的收费别的学校怎么办，所以等于把这个收费又硬硬地给抬到了三千五百元钱。因为物价部门显然是按照教育的一般收费标准，考虑到其他学校如果不按照这个标准来收费可能会亏损。所以最后还是按照主流舆论所倡导的这样一个趋向，把教育变成一个产业。教育产业化当然要收费，投入产出要合理，那你投入这么多，如果不通过收费来形成一个合理的产出就没有收益。他们是有他们的道理。在现有的政策体制下，如果没有区分开公立(学校)与私立(学校)，是基础学科还是一般可以市场化的学科，而统一确定收费标准，是有严重的问题的。”

　　记者：“这涉及了有没有一些更多的途径和来源能帮助我们的学生、帮助农村的孩子支付学费。”

　　温铁军：“学校应该有一个能够保证自己执行公共品职能的理事会，保证学校方向也不能把学校变成一个纯粹的收费部门，不能由着它水涨船高。第二个方面的问题就是要分析低收入家庭的这些孩子，上学的扶持资金从哪儿来。只有深化改革，才有可能真的形成一些完全用于公益性开支的基金会或者这样的投资，保证这些低收入人口的孩子得到这些扶持去上学。”

　　现代教育肩负着推进社会公平的使命，这使教育本身的公平公正更为重要。我们的公共教育体系在关注经济利益的同时，更应该关注贫困人群的生存状态和社会公正，而绝不能只面对一部分有钱人。社会临时性的捐助固然能解贫困生一时燃眉之急，但是，他们的公正更需要制度的保证。

　　另外，我们在这里也向大家公布一下中国扶贫基金会“新长城2003特困大学生关爱行动”活动的捐赠热线，电话号码是：010—62611023、62615766和010—62610854。邮局汇款地址是：北京海淀区双榆树西里36号楼5层中国扶贫基金会，邮政编码：100086。

　　(《经济半小时》记者：李春岩、臧云川、万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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