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称为“天安门”的南街村朝阳门　　蒙鄌／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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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蒙鄌

　　2003年7月的南街村，仍然是一种异常于别的村庄的寂静。

　　在气温高达38℃-40℃的酷热天气里，来自外地的年轻观光客，在南街村“东方红广场”上，在10多米高的毛泽东雕像下，在浑身湿透的站岗的民兵面前合影留念，然后钻进空调大巴，绝尘而去。

　　河南省临颍县南街村，这个中原大地普通而又奇异的村庄像一幅复杂的拼贴画，一方面，这里人人佩带毛主席像章，天天在唱《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等革命歌曲，“政治挂帅”、“坚持毛泽东思想育人”、“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等口号随处可见。

　　另一方面，经济上所创造出的“奇迹”又让人惊奇不已：拥有几百万元建造的漂亮的绿地，上千万元建造的公园，还有花千万元建成的模仿天安门城楼的“朝阳门”、长城墙；7000万元投资的学校和幼儿园，以及在中国农村也许是最昂贵的、有中央空调系统的普通居民住宅楼群；拥有包含26个企业的庞大工业区，以及围绕这个工业区运转的数百辆汽车组成的车队和10000名廉价外来职工。

　　在这个只有1.78平方公里的村庄里，几乎看不到金钱的交易。对村民来说，拥有金钱意义不大：从房子到电器，从水、电、气到饮食，从孩子出生到成年，甚至让农民感到恐惧的疾病，在这里也得以集体资金全额的保证。

　　南街村在进行着中国农民数千年来一直存有的“大同”之梦，这个梦的设计者是村党委书记王宏斌，他把正在做的一切称为“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和中国所有在改革开放时期崛起的村庄一样，“能人”是其中至关重要的因素。在南街村，王宏斌几乎就是一切。

　　为了这个梦，王宏斌把资源从村民手中收归集体，把村民的思想和行为收归“一统”，时至今日，村民们生活获得了保障，但是没有能力割舍、也无法离开地依附在1.78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对于王宏斌和南街村发生的一切，社会上充满了争议。有人赞叹它“实现了昨日的理想和梦想”，认为南街村是“对传统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超越”，也有人批评它“不符合现代文明准则，而带有‘原始’的村社制度的痕迹或‘左’的印记”，认为它是“左”的思想的最后堡垒。

　　近两年来，关于南街村的争论渐弱，但南街村的一切并没有因为人们的淡漠而消失，他们一路飘摇，走到2003年。

　　在南街村300多米的幸福长廊里，村里的老人默默地坐在那里。南街村尽管给每家每户安装了耗费惊人的中央空调系统，这些老农民还是愿意呆在太阳下。“呆在屋子里不得劲。”一个斜靠在三轮车上听半导体的老人说。

　　从1980年代到今天，一代南街人已经成长起来，南街村的经济和政治生态开始在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铁板一块的南街开始风化，千篇一律的东西开始呈现出不同的色彩。

　　王宏斌的同伴中，有的离开了南街，有的离开了人世。

　　“这个世界是傻子的世界，由傻子去支持，由傻子去创造，最后是属于傻子的。”南街村墙上刻着的这句话意味无穷。

　　崛起

　　按照一位长期关注南街村的研究者的说法，南街村是用“指山卖磨”的办法掘得了第一桶金。

　　在河南农村，烧砖磨面，开办砖厂面粉厂，原料不缺，劳力不缺，技术也不难掌握。但是缺资金。所以只能小打小闹，办不起大工业———没钱。

　　南街村想搞“大”的。南街村办第一个集体企业机砖厂，靠的是“指山卖磨”。指山卖磨，是早年流传在中原乡野的一个故事。讲的是一个石匠到一个山村，挨家挨户地说：“我有一块磨，谁买先给钱。”等人们给了钱到石匠住的山庙里拿磨时，石匠指了指后山的一块块大石头，说：“这就是我要卖的磨。”之后就用这些石头为人们凿刻了一个又一个美观又结实耐用的石磨。

　　南街村建机砖厂，就是先卖还没有烧的砖，用这“卖砖”的钱再建厂。为了让人们购买这还不存在的砖，王宏斌施展了一个小小的计谋：通过村里的小广播发一条通知：“大队党员干部到大队部开会。”会上宣布“优先”“优惠”向党员干部预售砖。3天之内，大队部向党员干部每人开出了一张预售砖发票，每张票上的砖数为3万块，刚好可盖一所房子，市场价一块砖3.3分，预售砖每块2.5分，这样算来盖一所房子单砖钱就可省240元钱。消息“不胫而走”，生产队干部听说了也要求交钱“预购”，群众有意见了：“干部都比社员精，肯定是便宜事，他们能买，群众就不能买？”于是大队的小广播又播放通知：“经党支部研究，为满足群众广泛要求，决定向群众公开出售大队机砖厂生产的机砖，但数量有限，每户只售3万块，预售期3天，3天后任何人不再售出。”

　　3天时间里，南街村大队部门前人声鼎沸，惟恐村干部搞特殊悄悄占便宜的群众纷纷前来缴预售砖款——甚至外村与南街村有亲戚、熟人、朋友关系的人也要求“照顾”缴款买砖。3天之内，南街村集资“预售砖款”35万元。3天一过，大队部关门不再售砖——办厂资金已经绰绰有余。

　　“这个故事中包含了农民式的狡狯和商人式的机巧。”一位研究者说。

　　回过头来看，南街村的发展之路和绝大多数的村庄迥然不同。改革开放初始，全国上下纷纷“分田、让权”，南街村却反其道而行之。

　　村里原来有两个企业承包给了个人，但有人认为这是个人发了财，村民并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就跑来质问王宏斌。王宏斌正有收回的意思，和班子成员一商量，决定企业重归集体。

　　1986年农历二月初五，王宏斌开始了自己人生道路上最诱人的一大举措：他和同伴贴出了“关于回收部分闲置责任地的告示”：

　　针对我村自实行承包责任制以来，部分村民因外出经商或进村办企业工作等原因，疏忽了对农业的投资和管理，出现了把自己的责任田租赁给外村，甚至将责任田抛荒无人管无人种的现象，……现结合村办企业得到初步发展，闲余劳力就业问题可以解决的实际，村委会特此制定实施以下改革措施：

　　……

　　二、交了责任地的农户参加村里的集体劳作，剩余劳力由村办企业安排工作。

　　三、土地交给集体的农户吃粮问题由村里解决，每人每月供应四十斤面粉，每市斤0.18元……集体供应面粉，生活不愁，又能参加村企业得工资，告示首先吸引了劳力少、孩子小、缺农具和人口比较多的农户。

　　几年后，全村的土地2003亩全部上交集体。从分散到再次整合，王宏斌费了很多心血。整个过程，实际上是一场福利制度与农民自主权的交易。农民享受了生活保障，与此同时也开始受到集体的强有力控制。

　　1986年的时候，南街村的村办企业产值已经达到320万元，这是王宏斌敢于向村民许诺的基础。

　　那时南街村的发展势头很好，面粉厂经过积累，由刚开始磨面到做食品，饼干、点心、月饼。1989年，风行一时的锅巴和让人新奇的方便面，随着

　　第一条生产线的上马，让南街步入了高速发展时期，当时包装简单、口味远远不如现在的“颖松”方便面卖疯了。

　　1989年南街村企业产值达到2100万元。

　　其后的发展在外人看来匪夷所思，从1990年代开始，农村信用社和银行大批贷款和债券的投入，让南街有了更多的资金。1990年代，围绕着食品加工，南街村在终端产品的身后，建设了包装、调料、面粉厂等等内循环产业。南街村的固定资产，在2000年后，自称已经突破了10多亿。

　　政经互动

　　按照南街公开的说法，1994年，南街村(集团)有限公司已跨入国家大型一级企业行列，1995年中国最大经营规模乡镇企业1000家第27名。

　　“南街村的所谓经济实力，是和政治实力成正比增长。”一个南街村的高级管理者说，他是南街村21位负责人之一。

　　南街村企业的一位负责人承认，王宏斌所结交的，是具有深厚政治背景的人。

　　在南街积累财富的过程中，王宏斌赢得了广泛的尊重，但他显然不仅仅满足于经济上的成就。

　　一本关于南街村的书形象地说到：“80年代末，年轻的党支部书记陷入了思考，南街人应该是什么样的人？……猛然间，他觉得眼前亮堂起来，一轮圆月正高挂天上。”

　　王宏斌找到了信仰。于是在南街村学毛选、唱革命歌曲、学雷峰，学毛主席语录；广播里，《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社会主义好》等革命歌曲开始传唱。南街村在崇尚个性和金钱的潮流中，开始坚定地走自己的“革命之路”，把南街村建设成“共产主义小社区”。

　　也许没有人能说清南街村经济和政治之间的关系。从南街村获得第一笔10万元贷款开始，它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得力于银行的贷款，而长期以来，银行对南街村是一路绿灯。

　　对此外界有质疑，说南街村贷款靠后门靠关系。

　　关于贷款，王宏斌这样说：必须更新观念。“滚雪球”式的发展路子固然不错，但兵贵神速，冬天滚雪球，夏天就滚不成了，靠自我积累去发展，往往会失去占领市场的宝贵机遇和时间。我们从事的是食品工业，民以食为天，只要产品对路，保证质量，就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我们坚定不移地走举债发展集体经济之路，这也是集体的优势和法宝。

　　2003年之后的南街村似乎很平静，“包装全世界”、“改变世界能源结构”的永动机项目还在悄悄运作；太空种子正准备扎根南街；高科技农业园区在高额的投资基础上建立；电厂筹备组已经成立，尽管南街没有水源、交通设施支撑电厂的运转，但为了村子里供电供热的初衷没有变；贷款的授信证明正在成为现实。

　　外圆内方

　　在各项福利制度建立后，村民如果犯错误，就会被切断口粮，更甚者，从居民楼里被赶出来，重新住到原来村落里保留下来的平房，并被掐断所有福利供给。

　　这一切，都有一个主线：在南街，你只能有“公心”，不能有“私欲”。

　　王宏斌认为，农民的小农意识决定了其思想境界，要提高农民觉悟，不是读几篇文章、学几段报纸就解决的事。“把活动与经济利益挂钩”，才是“提高农民”的实在办法。

　　从1991年起，南街村开始“十星级文明户”活动。评定星级，星少一颗，就意味少一项福利。扣掉的福利，就要自己掏钱买，比如面粉、医疗待遇。如果是6星户，那就意味着丧失了生存的可能。村民除了穿衣、买青菜，从婚丧嫁娶到孩子从幼儿园到大学，所有费用都是南街给的。如果反对南街村或者犯了什么错误，这些好处一下子就会消失。

　　随着发展，王宏斌“吃惊”地发现：在市场经济中，南街人时时面对着请客、送礼、回扣等社会不良习气的侵袭，不送不要，有悖人情；送了要了，有违初衷。于是王有了一个“外圆内方”的发展策略。外圆，就是和市场经济接轨，内方，就是和村民的民意接轨。在外面该吃吃，该拿拿，回来上缴。

　　1999年，南街村发生“耿宏事件”，向王宏斌的权威和治理模式提出挑战。

　　耿宏是南街村大修厂厂长，他因为负责的工厂卫生检查不合格而被撤职，并被命令搬出村民楼自我反省。

　　耿宏尽管不服，但是没有合适的渠道说明理由。一怒之下要求退出南街村集体。

　　这让南街村的人感到震惊———在此之前，南街村批评处理过不知有多少人，没有一个不接受不服从的，这是第一个敢“犯上”的。

　　王宏斌立即让耿宏写出退出申请，令劳资处划出一块土地给耿宏另立炉灶，并在基层干部会上宣布了这件事情的经过。

　　这对于南街村是一个大事件，村民们自然议论纷纷。

　　大多村民群众感到吃惊：这个耿宏太大胆，竟敢退出集体，今后生活怎么办？水、电、煤气设施全是集体的，今后能单独再建一套？现在依靠集体一切方便，在大集体中搞单干，哪有那么容易？

　　耿宏受到指责最多的是，认为他太放肆没良心，班长一心为大家劳苦功高，他这样做简直是大逆不道。而一些理性的人，包括一些干部，认为对耿宏的处理有些过分了，仅仅因为卫生不合格如此大动干戈实在没有必要。

　　有人尖刻地评介：南街村的官帽就在班长一个人兜里放着哩，想给谁掏出来，不想给装起来。

　　对第一个敢“反挺”的人，王宏斌自有理由。

　　“南街村离一个耿宏，离十个八个一百个也照样前进，志不同道不合早晚是分道扬镳。有人愿意加入南街村，愿意加入南街村的大有人在！相信南街村事业是正义的事业，我们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没有搞个人发家致富，这是一条正确的道路……”

　　铁板一块的南街村因这个事件开始有明显的松动。

　　事实上，耿宏事件甚至惊动了上头。一个县领导亲自来作工作，希望南街“不能这样”，成立第二南街村，划分到哪？县志、村史都得改。

　　现在的南街，已经分崩出几个“资本主义”的个体，这些“南街村的叛徒”们，有几个办调料厂的，有办纸加工厂的。

　　变化的下一代

　　2003年7月下旬，正是学校假期。南街高中正在接受新生的报名。外来的学生需要老师查核身份后才能进去报名；南街的一对父母来了，带着孩子，拿着户口本，老师笑着说：咱自己的学校你想咋进就咋进。

　　南街村又一轮新长大的孩子，即将开始在南街的学校里接受免费教育。

　　晚上的南街村华灯齐放，在《社会主义好》的歌声中，南街广播站开始播音，和几年前不同，广播里优雅的西洋经典音乐不时响起来，10000名外工中，总是有人借助广播为朋友祝福。

　　南街村空旷的朝阳门广场上，过上城市生活的南街人和县城的人在纳凉，到处是赤膊的人。

　　从小区的楼房里走出一群孩子，他们穿过广场，从高大的朝阳门下面穿过去，来到老县城破旧而热闹的街道。

　　南街村里没有网吧，尽管很多家庭有电脑可以上网。但孩子们没有感到自由和乐趣。

　　几个孩子来到县城里的网吧，这些少男少女占据电脑，开始了互联网游戏的厮杀。

　　一个孩子对记者说：我们村的那一套没有意思，好多大人讲的我们都不想听。这个社会早就变样了。

　　调味品厂的一个外来工坐在东方红广场的廊坊里。

　　“南街的政治会在这一代人身上消失。”这个有思想的外来工目睹了两年来南街村的现状，“南街村的人往自己家里拿东西，能多捞就多捞。我们外来工看到这些心里感到痛心。”

　　“成年人的做法，已经让年轻人看到了南街村口号下的本质。”他说，“我在这里赶紧学点技术，好外出挣钱。”

　　面临着南街人“吃南街、喝南街、挖南街墙角”的现象日渐风行，年轻人开始在这口大锅里混日子。

　　王宏斌，只能给南街的孩子们生长的机会和条件，他的思想，离南街的孩子越来越远。

　　南街村的明天

　　进入2003年上半年，南街村开始感到来自自身深处的伤痛。

　　2002年，南街村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耿富杰在做了数年的“没有权力的总经理”后，向王宏斌递交了辞呈；被南街村认为具有经营头脑的、为数不多赢利企业调味品厂厂长陈书欣因为聚众吃喝，不接受批评，不辞而别。

　　他们离开了南街。这两个人在南街的发展中作出了可见的贡献。

　　对南街打击比较大的，是2003年5月16日，南街村集团公司副董事长、副总经理、村委主任、南街村坐第三把交椅的王金忠因病去世。

　　2003年6月，在痛失臂膀、高级管理人员和中层骨干相继离去的时候，王宏斌开始在南街开展“学习会、生活会、评议会”三会活动，这次活动的主题鲜明而且前所未有：

　　坚决清除“二奶”；限制喝闲酒；制止索贿受贿；查处同流合污即结伙搞以权谋私。

　　《南街村》报2003年6月12日评论员文章说：“南街村发展壮大后，其中堕落腐化问题就决不容忽视，个别党员丧失了自己的身份，忘记了自己的义务和职责，失去了党性原则，滋长了享乐思想。以权谋私，迷恋声色，甚至干出了令人不齿的勾当。”

　　经济的下滑，让南街感到不安；思想的下滑，让南街感到了危机；贪污腐败者的上升，让南街感到了结实的土地开始松动。

　　南街在各个方面的力量的牵制下仍然在继续前进。

　　不管如何，新的项目正在上马，新的贷款逐渐到位，两个不见经传当地政府属下的药厂被南街“购买重建”，计划在5年内有5亿的进项。

　　南街村，这个没有资源的村庄，10多年来，吸纳能够为这里带来财富的所有资源，建成了豪华的社区。南街村实实在在地在那里，不是积木，也不是海市蜃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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