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月14日，汕尾市海丰县人民法院决定受理牟味刚等人提出的行政赔偿案。

　　牟味刚是为自己的儿子牟朝阳提出行政赔偿的。两年前，牟朝阳死了，当时牟味刚接到的通知是：儿子在广东因车祸死亡。

　　2001年4月9日，在深汕高速公路惠东县段，海丰收容遣送中转站后改为汕尾市收容遣送中转站，现为汕尾市社会救助站一辆中巴起火，车上牟朝阳等25名被收容人员全部遇难，除一人尸体已被烧焦炭化难以断定死亡时间外，其他人均可确定是被活活烧死的。遣送车突然起火

　　2000年5月，四川南充的张小波被深圳一家有名的电子公司录用，在深圳生活近一年以后，2001年4月1日，他被警方以“三无”的理由收容，然后被送到了海丰收容遣送中转站简称收容站。

　　4月9日，张小波坐上了一辆车牌号为粤ND0323的收容遣送车，被送往广州。同车的还有24个被收容人员，牟朝阳是其中之一。同张小波一样，他也是在深圳被收容的，同样，他也有固定工作。据海丰收容站当时的站长施养鸿在检察院的询问笔录中所说，这25人中，23人是由深圳送来的，只有两人是被海丰公安机关收容的。但在4月9日那天，他们一同走上了不归路。

　　负责遣送25名被收容人员的是海丰收容站的职工戴剑辉和巫允钦。上车时，戴剑辉随身携带了一副手铐，巫允钦则带了一支警棍和催泪剂。车子是当日9时40分从海丰收容站出发的，在行驶了一个小时后，也就是10时40分，开到深汕高速公路B线60公里处在惠东县境内时，车子突然起火了。

　　根据戴剑辉事后接受检察院询问时的讲述，当时他“闻到了尼龙烧焦的味道”。戴剑辉回头看去，发现车厢里冒了烟。于是，他走到“侧拉门”前喊道：“是谁放的火？赶快自己灭掉，要不然就报警，把你们全部送到公安局去。”侧拉门———生死门

　　“侧拉门”，是收容遣送车所特有的配置。要说明的是，“粤ND0323”并不是普通的中巴，而是一辆改装过的“收容遣送车”。据收容站一位司机向海丰人民检察院介绍，这辆1998年10月购买的中巴在上牌之前，就按照站长施养鸿等领导的意思进行了改装：窗户上加上了不锈钢的栅栏。在车厢与驾驶室之间，加了一道不锈钢推拉开关的隔离门，也就是那道“侧拉门”。被收容人员上车时，先通过驾驶室，然后进入“侧拉门”后的车厢。

　　据法庭调查，在出发以前，巫和戴在站里对被遣送人员进行了安全检查。把人押上车后，巫允钦把“侧拉门”用挂锁锁上了，还用一条约1米长的松紧带把门固定绑紧。这道“侧拉门”，正是25名被收容人员的生死门。扑不灭的大火

　　戴剑辉说，他隔着“侧拉门”向被收容人员发出警告后，后车厢里只有几个人站了起来，但并没有听他的话，“此时火越烧越大，后车厢比较混乱”。

　　在减速行驶约100米后，司机施长成停下了车，拿了一支灭火器，和戴剑辉一起下车，跑到车右侧的窗口去灭火。由于车窗内扣式玻璃关着，无法打开，两人又返回车内，用灭火器从栅栏门上部往里喷。但是，“距离太远，加上里面的人都站起来往前涌，灭火器喷不到而灭不了火”。

　　于是，施长成又在车上找了把铁锤，打碎车门侧面的玻璃，用灭火器往里喷，但是“火势比较大，加上灭火器里所剩药剂不多，喷一下就喷完了”，此后施长成和戴剑辉又到路上拦车去求救。

　　当日11时左右，一位姓邱的过路司机开车经过了深汕高速公路惠东路段时，“看见了一辆正在着火的中巴”。

　　据邱司机回忆，他经过的时候，看上去那辆车的火并不是很大，但是烟却非常重，有3个人正在车边忙着救火。大概是由于浓烟的缘故，他看不清车里有没有人。随即，邱司机打电话报了警。

　　不知是出于什么原因，起火18分钟后，也就是10时58分，惟一有手机的施长成才打电话向站长施养鸿报告此事。可能是因为信号不好，电话断了，施又打了一遍才打通。据说，施养鸿在电话中作了三项指示：灭火、开门、报警。

　　后来有关部门为了查清此案，专门做了二次试验和一项实验，结果是：海绵坐垫遇明火极易燃烧，而且速度很快，5分钟就会产生大量有刺激性的气味浓烟，而且会充满车厢，15分钟就会猛烈燃烧。

　　在得到指示时，巫允钦已经松开了松紧带，并打开了侧拉门的锁头，但是此时“火猛烟浓，被遣送人员往侧拉门挤”，侧拉门已经拉不开了，在烟火延伸至驾驶室以后，他们放弃了抢救。

　　11时左右，惠东县公安局消防中队先后收到了邱司机和施长成的报警，称高速公路上有车辆起火，有20多人被困。消防队员是11时40分赶到现场的，发现车已经基本烧毁，可燃物也基本燃烧完毕，在车厢的前部，“堆叠有许多烧焦的尸体，大量浓烟从窗口往外冒”。

　　到了12时10分，残火被扑灭，25名被收容人员无一生还，被烧死的人中，多为不到30岁的年轻人，其中多人只有21岁。

　　与此同时，施养鸿正在通知县、市两级的民政局，然后赶往事故现场。据他自述，由于堵车的原因，12时以后，他才赶到现场。戴剑辉和巫允钦随后向有关部门投案。处理责任人

　　25条人命！“4·9”事故很快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民政、公安、消防等部门随后组成了“4·9”事故调查组，汕尾市和海丰县也成立了市县“4·9”善后工作领导小组。

　　牟味刚夫妇先是接到了家乡县里公安局的信件，然后是海丰县公安局的来函。来函上是这样写的：“……车辆发生事故，造成人员死亡”。

　　赶到海丰以后，牟味刚夫妇看到了海丰县公安局出具的死亡证明书，上面写明“死者牟朝阳……乘坐粤ND0323客车行至深汕高速公路惠东路段时，被同车的人员故意纵火烧死。”

　　关于起火的原因，调查组最后认定的是：由于坐在车后室内右侧后数第二排的“三无“人员纵火，引燃了车内可燃物所致。现在已经无从知晓坐在这个位置的到底是哪一个“三无”人员了，只是从火灾的勘察报告上可以看到，这个位置发现有一次性的打火机。

　　2001年12月此案一审，2002年经过再审，巫允钦、戴剑辉分别以玩忽职守罪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6个月。

　　时任海丰县民政局局长的李新和副局长黎祥流受到了党政处分，海丰收容站的指导员黄希饶、遣送组副组长李铁南和李惠池被行政记大过。而收容站站长施养鸿，则以玩忽职守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海丰收容站的运作

　　在海丰县吃“公家饭”的单位里，收容站是一个不错的单位，据收容站的一职工家属说，“出事以前，单位效益不错”。

　　这个“效益”，除了一部分是财政拨款以外，主要来自于被收容人员的收费。施养鸿在询问笔录中说到，在实际执行中，他们一般向被收容人员收300元和家属没有联系上的就会被送往广州遣送回家，这笔“收入”一年高达百万之多，而且是“不上交的”。

　　在“4·9”事故中，有一点是很奇怪的：为什么在深圳被收容的人员，要先被送到海丰，再转送到广州？这一点，在检察机关的询问笔录中，也被反复问及。据施养鸿回答，这是因为深圳方面收容压力太大，于是“口头”向他们提出要求，希望海丰收容站提供协助，于是他“亲自打了报告”，经过了上级批准。

　　原收容站指导员黄希饶在笔录中谈到，他看到过省民政厅给深圳收容站和海丰收容站的批复，其中同意海丰收容站作为深圳收容站的协作单位，可以协助深圳收容站遣送外省“三无”人员，后来，海丰收容站就从深圳收容站载外省“三无”人员回海丰，然后中转遣送往广州。

　　这个过程中，据施养鸿在询问笔录中说，深圳方面会给一定的“协助费”，不过在“4·9”事故前，这个费用已经停了。

　　不过，海丰收容站原来只是个股级单位后被收归汕尾市民政局主管，才从股级单位变成了科级单位，按省里有关要求，海丰收容站作为海丰县主管的股级单位，应该是不具备“中转”功能的。火灾事故非此一次

　　在法庭调查时，还提到了2000年10月，海丰收容站在遣送“三无”人员时，曾经发生过一起车内“三无”人员纵火的情况，当时的押送人是收容站遣送员马晓才、林少彬和司机张清海。

　　2000年的这次火灾，按一位当事人的说法，只能称之为“事件”，因为没有人员伤亡———在发现车内起火以后，押送人员立刻开门，然后在群众的协助下灭了火，但是被“押送”的人员都跑了。

　　由于被收容人员跑掉了，当时负责押送的马晓才、林少彬、张清海回去后写了检讨，还被停止出车一个月。

　　实际上，除了2000年10月的这次事件，在调查组进行调查时，收容站另外一个职工还提到了两次火灾：一次是命令被收容人员自行灭火，另一次是押送人员灭的火。据收容站方面推测，被收容人员放火的目的都是“胁迫”押送人员开门放人。家属申请国家赔偿

　　“4·9”事故发生后，多数死者家属签订了《“4·9”事故死亡人员善后处理协议书》，拿到了4万～5万不等的“补助”，离开了海丰据海丰县委一位干部说，据他所知，由于当时个别遇难人员无法辨别身份，连DNA都鉴定不了，因此并非所有人都拿到了这笔“补助”。

　　夏昌余同母异父的弟弟彭冬成也在“4·9”事故中丧生。夏昌余拿了“补助”，不过，由他签字的善后处理协议书有别于他人。在左下角，夏昌余特别注明：此协议书在此案未结如处理与法律事实不符，我以后还可以得到法律的平等原文如此。

　　夏昌余说，这个特别的注明，就是他为以后申请国家赔偿埋下的伏笔。

　　原来，夏昌余拿到协议书后逐字逐行研读，协议书里白纸黑字写明“海丰收容中转站一次性给予死者家属补助，今后不负任何责任”的约定。他担心签字后收容中转站就有了摆脱干系的理由，于是打电话向律师朋友咨询。

　　律师朋友告诉他，协议可以签，补偿可以拿，以后遵循法律途径申请国家赔偿是另一回事。于是，他放下心来。

　　去年年中，夏昌余拿到了海丰收容中转站干部被判玩忽职守罪的刑事判决书，申请国家赔偿的历程由此展开。

　　接受了夏昌余等9位死者家属委托的汪律师称，这份刑事判决书是请求国家赔偿的重要依据，因为，它等于确认了收容站的职工在遣送过程中存在违法行为，而根据国家赔偿法的条文，收容站就要承担行政赔偿义务。至于以前的那个“补助”协议，应该是一种补助义务而非赔偿义务。

　　今年7月14日，海丰县人民法院下发了受理案件通知书，称已经收到“4·9”事故9位遇难者家属诉汕尾市收容遣送站行政赔偿的起诉书，并决定立案审理。

　　黑龙江人贾海军也是“4·9”事故的死难者之一。他是2000年10月来到深圳打工的，后来和几个朋友开了个送快件的公司。2001年4月初，他和那几个朋友在上街时一同被收容，一起送到海丰中转站。

　　不过，4月9日那天，只有他被送上了那辆“粤ND0323”的收容遣送车。“太背运了啊，把命都掉了啊”，贾海军的哥哥贾海江告诉记者，后来他来广东处理弟弟的后事，在殡仪馆告别厅见了弟弟最后一眼，“不过全部用白布裹着，不能拨开，也不知他是否闭眼了……”（摘自《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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