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游客在圆明园游览被杀害引出损害赔偿案

　　争论焦点：公园是否有过错

　　本报实习记者 陈晓英

　　本报实习生 唐伟

　　本报记者 真东

　　游客到公园游览被害，公园是否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北京市海淀区法院今天上午公开开庭审理杨某及其两个四岁的孩子起诉北京市海淀区圆明园公园管理处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一案。

　　原告杨某诉称，2002年8月的一个上午，其妻子刘某带着两个孩子到圆明园公园游玩，后刘某在该公园的著名景点大水法附近被人杀害。

　　据海淀公安分局刑警人员介绍，案件为抢劫杀人，但至今尚未侦破。案发当时曾有路人听到呼救，但刘（被害者）并未得到救助。

　　杨某认为，圆明园公园与购买门票进公园游玩的刘某之间是一种消费服务合同关系，保障刘某的人身和财产安全是该公园当然的义务。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18条第1款规定，经营者应当保证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而该公园未尽到其保障义务。因此要求圆明园管理处赔偿其经济损失241357元，精神损失25万元。

　　而圆明园公园方面坚持认为：这是刑事案件，与他们无关。刘某不是在游玩他们公园设施出的事，因此，公园对此不负责任。另外，杨某对消法的引用也是不恰当的。只有经营者提供的商品直接导致消费者损失时，经营者才有责任，而不能把刑事案件和外来因素都归结在内。

　　原告杨某认为圆明园在安全保卫上的过错是导致刘某被害的重要原因。在上午9点多旅游高峰时期，又在著名的景点大水法附近，刘某当时曾大声呼救，犯罪分子依然得逞。当时的治安巡逻人员在哪儿？

　　原告杨某还举了几个公园疏忽保卫的几个例子：事发后一段时间，杨某与其律师六次到圆明园公园实地考察，每次时间为6小时左右，从未见到一名保安人或巡逻人员。

　　圆明园方面解释说，公园保安大多数着便衣，而且原告没有对实地考察提出可信的证据。

　　原告在陈述中提到一个细节：当时刘某游玩的土路旁有一人多高的草丛。草丛为犯罪分子提供了容身隐藏的地方，是公园疏忽管理的有力证据。

　　而被告认为圆明园作为遗址公园有其特殊性，一草一木的变更都要上报审批。

　　原告提出，我国到目前为止尚未出台旅游法。但国务院出台的《风景名胜管理暂行条例》、国家旅游局出台的《旅游安全管理暂行办法》、《旅游安全管理暂行办法实施细则》和《旅游行业对客人服务的基本标准》（试行），北京市人大通过的《北京市旅游管理条例》等等，均对旅游区（点）的经营单位在保护旅游者人身、财产安全方面所具有的法定义务，或从原则上，或从具体方面做了规定。

　　原告杨某提出：刘某被他人杀害致死，虽然是犯罪分子的犯罪行为直接造成的，但被告的确疏忽管理，未按行业标准在旅游服务场所内安置保卫机构，建立安全保卫制度，配置安全保卫设施，没有尽到安全管理义务，是诱发犯罪的重要原因。他说，如果圆明园的安全措施得力，犯罪分子可能在游园高峰时刻，在主要的景区附近，在事主呼救的情况下得手吗？

　　被告认为安全事故和刑事案件不能混为一谈。圆明园没有能力发现和杜绝有犯罪预谋的犯罪分子进园。如果要求公园管理处对公园发生的刑事案件负责，那就相当于把公园的义务无限制地扩大化极端化了。

　　被告向原告提出几个尖锐的问题：公园的安全管理与刘某被害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吗？即使当时有保安在场，在犯罪分子一言不发突然拔出刀冲向被害人的时候，保安能够做到确保游人的安全吗？另外，发生交通事故，肇事者逃亡后，所造成的损失要由交警负责吗？

　　双方都例举了几个对自己有利的判例。

　　原告称，2001年，北京市望京某小区业主在住所被害，北京市朝阳区法院以“无意思联络的共同侵权”理由判决该小区物业管理公司承担赔偿责任。

　　被告则举出厦门四少女在旅游景点被害一事，法院根据刑法中罪责自负的原则，认为不能把管理处的义务无限制地提高。

　　被告还认为，在此案尚未侦破、犯罪分子尚未归案的情况下，杨某的起诉是把犯罪分子所要承担的刑事附带民事责任转嫁到公园管理处身上，如果允许这种做法，服务行业将无从发展。

　　而杨某认为，这是两种不同的法律关系，一种是犯罪分子承担的刑事附带民事责任，一种是基于公园过错导致的民事侵权。国家相关法规都加强了对处于弱势地位的游客的保护，加重了对服务行业的要求，此举正是警示服务行业要加强安全保卫工作。此次诉讼，除了维权，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引起各界的重视，以推动相关立法，推动行业管理的加强，减少此类悲剧的发生。

　　（本报北京8月8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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