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改革已经闹得满城风雨。北大改革的成败，对未来中国的高教体制会产生深远的影响。笔者1983年从北大中文系毕业，如今游学海外8年之久。对照美国的大学体制，回首20年前的母校，结论是：北大早就该改革了！

　　然而，看了北大的改革方案，听了各方的讨论，不免对北大的改革提心吊胆。北大改革貌似模仿美国的大学制度，特别是终身教授的制度。然而改革与这一制度的基本精神，却有南辕北辙之嫌。

　　改革最核心的一点，是所谓“打破铁饭碗”，引入竞争机制。这话并不错。但，北大不是工厂。被北大引以为目标的“世界一流大学”中，“铁饭碗”恰恰是大学的基石。

　　我所在的耶鲁大学历史系，终身教授有40多位，副教授2位，助理教授不到20位。所谓行政人员，不过是四五名秘书。她们从端茶倒水，组织学术活动，管理账目、设备，到对付几百名学生，几乎无所不为。但一切听教授指挥。拿着铁饭碗的正教授是大学的主力。学校的大政方针，全是这些人决定。如果终身教授的比例下降，教授就不再觉得自己是大学的主人，学术自由会大打折扣，学校的排名会下降。美国的大学是教授治校。教授就是老板。如果把教授都当临时工，大学的水平当然不会高。

　　据说北大目前的弊端是“只进不出”。其实好大学的教授大部分都是只进不出。那么人家怎么维持竞争呢？以我的观察有两点：一是大学经营的财政纪律，一是校际之间的激烈竞争。

　　所谓财政纪律，就是严格限制教授的名额。比如耶鲁历史系东亚史的教职就是四个半：四个终身教授，一个助理或副教授(算半个名额)。这四个终身教授就代表耶鲁的东亚史水平。四个人中出一个草包，整个系在这一领域的水平就会大跌。这里的厉害，就如同世界体操锦标赛的团体决赛一样，顶尖的队必须个个是高手。

　　由于终身教授“只进不出”，要想进个人，就得等一个终身教授退休或另谋高就。因此各大学选人时压力甚大。我们系几年前现代日本史的教授退休。找后继者找了几年，至今位置还空着。这几年，这门课只能找那些毕业没有找到工作的新博士临时代课。来代课的人一门心思想着明年接着找工作，对教学自然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学校损失不小。但学术选拔委员会还是宁愿等。因为一旦把工作给了人家，就没有后悔药吃了。负责选人的主要是本系教授。你选个草包来，以后在同事面前就无面目。

　　另一个机制是校际竞争。2000年，为那个日本史的教职，我们系相中了一位已经在普林斯顿享受终身教职的教授。结果他不接受。后来听传言说，普林斯顿听到耶鲁挖人，立即给该教授买了栋房子。于是他就变得“有恒产而有恒心”了。这一故事的准确性我未能核实，但大学为留住明星教授而额外提供住房的事，在《纽约时报》就能读到，绝非天方夜谭。所以，终身教授制度给教授们安全感，使之埋头学问，不会三心二意。同时，这些拿着铁饭碗的人如果在学术上能够大红大紫，自然身价百倍。竞争并不是没有。

　　北大应该向“世界一流大学”学习的，不是“打破铁饭碗”，而是制造“铁饭碗”。如果教师们朝不保夕，如何指望人家专心向学？在目前北大的方案中，所谓财政纪律根本不是改革优先考虑的步骤。18亿的国家拨款哪里去了？各系定员定编的问题，也无认真考量。对旧制度制造的铁饭碗，又不敢触动。这如何服人？

　　当然，中国与美国国情不同。北大的问题是人浮于事。目前裁人、减肥是改革起步之必须，否则定员定编也无从谈起。

　　其实，这个问题完全可以以一种更健康的方式解决：走大学集团的路。不错，北大有一些草包老师。但相对而言，北大教师的整体素质在国内还是比较高的。目前中国的高等教育的普及还在起步阶段。许多地方乱建大学，质量无法保证。北大真要改革，不妨以目前过剩的师资办三四个分校，把规模扩大数倍。同时，认真学习国外大学经营中的财政纪律，在新老校园定员定编。这样师资不仅能够有效地利用，也满足了更多学子接受北大教育的需求。

　　北大要根除的，是老大心态，把北大这块饼做大些，让更多人分享，让社会多出几倍北大人；而不是把民脂民膏全投在那些自以为是的“一流学生”身上，享受“世界一流”的虚荣。（薛涌）（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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