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是最好的反腐剂(图)

http://www.sina.com.cn 2003年08月10日17:01 沈阳今报

最近，《新民周刊》记者采访了邵道生，谈论我国高官腐败问题。　　“人们看到一个又一个高级领导干部的腐败堕落，既感到气愤，又感到痛心、遗憾。谁都希望他们能用自己的聪明才智为社会、人民做一点贡献，而不是成为历史的罪人。然而，腐败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现象，关键是我们能从高级领导干部腐败现象中得到哪些启示，怎样来防止高级领导干部腐败呢？”

　　对此，邵道生说，杜绝腐败是一个很大的难题。依我看，解决了以下几个问题，高级领导干部的腐败问题就可以缓解，就可以减少，就可以防止。

　　要解决当今社会对高级领导干部的权力制约问题。当今社会对高级领导干部的主要倾向是不敢监督、不想监督、不能监督、不会监督。原因是“第一把手”的权力太大，“自由度”太大。胡长清说得很“俏皮”，认为自己是“牛栏里关猫，进出自由”，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家长制”的复活，一些领导干部的权力“异常地强大、独断和专权”，往往是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集自己于一身，“党的领导”变成了“绝对的个人领导”，无论是党内系统的监督（如本单位的纪检系统），或是党外系统的监督（如民主党派监督、社会监督和新闻舆论监督等），都只能是一种摆设了，最后的结果必然是“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若是监督问题不解决，高级领导干部的腐败是永远解决不了的。

　　要解决当今社会对高级领导干部的“教育问题”。过去的说法是：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是教育青年，现在要与时俱进，严重的问题也应该、而且是必须将教育领导干部、教育高级领导干部包括进去。要教育什么？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信仰教育，信仰危机同样存在在高级领导干部身上，不同的是有的高级领导更善于伪装；二是人生观教育：做人究竟是为什么？金钱、女人、地位、名誉等等，什么都贪，还贪得无厌，这些腐败官员在基本问题上出了问题，怎么不要教育？三是法制教育：无法无天，胆大妄为，不是一点法的意识都没有，而是根本不将党纪国法放在眼里，根本不怕，所以才以身试法。

　　要解决加快社会的民主进程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民主是最好的反腐剂。社会民主了，谁都敢说了，领导干部难道就一点顾忌都没有？我就不信。关于民主，一点都不神秘，做到以下三个指标社会就民主了：一是普通老百姓、普通干部对领导干部说话、批评没有什么顾忌了；二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成为知识界的一种风气，权力不再担当“审判官”的角色；三是社会一发生什么重大问题媒体马上可以讨论了，社会氛围变得很宽松。我想，当社会达到上述三个指标时，高级领导干部腐败一定会大幅度减少。

　　专家访谈

　　邵道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最高人民检察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特约研究员。

　　《新民周刊》记者王巧丽最近就高官腐败问题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最高人民检察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特约研究员邵道生有一番对话。记者问：人们究竟该如何正确认识省部级官员腐败问题，怎样衡量最近几年的反腐败斗争成效？

　　首先我想说，随着社会重拳出击省部级腐败官员的反腐败力度的加强，人们是认可当今社会的反腐败成效的。在估计成效时，有两点必须肯定：一是极大打击了腐败分子的嚣张气焰，二是初步将腐败发展、泛滥的势头压了下来。不要低估这两条，能做到这两条确实很了不起，为今后的反腐败斗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怎样认识省部级腐败官员越来越多的现象？先举一个例子，16年前本人患了白血病，它本身就是一种客观存在，若自己不去查，不去治，它肯定要继续发展下去，我就活不到如今。而我在1988年就将它诊断、查出来，进行了化疗、放疗，当然，治疗的过程是极其痛苦的，但是，我决不会说，医生对我的治疗是错误的，而这个“极其痛苦的感觉”是为了活得更长的一种代价。包括高级领导干部在内的腐败现象也与癌细胞一样，也是一种客观存在。

　　另外，根据我的多年反腐败研究，我认为当今查处高级领导干部还仅仅是开始。据中科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发表的《中国高官腐败的特点和变化趋势研究》的研究：在可查的、高官腐败的36件案例中，有29件是因案件牵连被发现的，占80.6％；有五件因举报，有一件因投案自首，还有一件因行为受检察机关怀疑而发现。这就是说，我们对高层官员腐败的问题，主动出击、主动进攻还不够，因为只有13.88％是被直接举报的，2.77％是主动投案的，若是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再加大一点力度，更加“主动”一点，那么，在这个问题上的“战果”就会更大一点，人民就会更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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