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时评
刘以宾
重庆市渝中区民政局近日透露：低保不过是100多元的“救命钱”，却吃出了另类人群。渝中区王家坡街的某君资产已上百万元，却连续两年吃着低保；在该区3万多名吃低保的
人员中，有1万余人是18至35岁的青年。他们大多有工作能力，却热衷当“低保懒汉”，宁愿在家打麻将，也不要民政部门推荐的工作。
百万富翁吃低保，确属稀罕乃至滑稽、荒唐，权当它是个别现象；而体魄健全、正值黄金年华本应自食其力却热衷做“低保懒汉”者，肯定不是个别现象，更不是偶然因素所致。试想，一个区就有1万多人，整个重庆市有多少？全国又有多少？
上述现象，想必能引起重庆市乃至全国各地社会保障部门的关注，并试图通过加强对吃低保人员的管理予以消除。因为，供养着大批懒汉的社会制度，绝对不是一种公平的、先进的、科学的制度。
能否通过加大监控管理成本、改善管理技术以消除“低保懒汉”现象？笔者以为，如此做，不仅事倍功半，而且会走错路子。可以设想，面对数以万计的吃低保者，究竟谁在打麻将、谁在偷偷做生意、谁有其他收入来源、谁在进行着高消费等等，即使肯投入再大的管理成本，要想把他们每日24小时的活动监控清楚，也几乎是不可能的。弄不好，还会有违法“盯梢”、侵犯私权利之嫌。
看来，我们的低保制度，已到了该从“理论”上、观念上、思路上进行认真反思的时候。
反思之一：随着城市所有制结构、产业结构调整，许多曾为国家做过贡献的国企职工如今下岗没了饭碗，于是，要求政府给予一定救济自有其理由。然而，广大农民是不是也属于若干年以来我国经济改革、结构调整的受益或受损者？他们是不是也应该要求政府给予一定救济？一种真正的社会保障制度，必然是面向包括农村人口在内的所有公民的制度，城里人可以吃低保，农村人当然也应该吃。但假如城市低保制度的初衷仅仅是或主要是“维持社会稳定”，那么，这种制度安排的社会公平性、经济合理性以及运作的通畅高效性难免会打几分折扣。
反思之二：“不劳动者不得食”应被引为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指导思想之一。社会保障制度，说到底就是要保障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基本生存权，但它同时应具备一个前提，即所有具备劳动能力和劳动机会的人都积极参加劳动。对那些确实有劳动能力和劳动机会但拒绝劳动的人，不仅应受到舆论的谴责，也应受到制度的警告乃至“排斥”。排斥的目的不是剥夺其基本生存权，而是促使其参与劳动。应当认为，有劳动能力和劳动机会的人参加劳动，是政府以及社会的一种要求，不能讲任何条件。而诸如重庆市某些“低保懒汉”所说的“一个月三四百元工资，除去交通费剩不了多少，在单位违规还要遭扣钱，算下来一月利润也就200来元，比低保费高不了多少”的理由，永远不应被政府认可。这是因为，个人算经济账只能限于个人参与社会价值交换的领域，而吃政府低保不能被视为个人“算账”的砝码。
需要提及的是，过去不少地方政府均采取过花钱买岗位的办法，但多数情况下吃低保者并未领情。何以致此？似乎也应认真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