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小平

　　新一轮技术革命将在哪个领域展开？如何把握好产业革命的机遇？这是近来受到人们普遍关注的话题。《光明日报》年初发表张其佐先生的观点，引发了对这一问题的深入讨论。这一讨论涉及到产业革命的形成标志和前提条件、经济周期的划分标准、技术周期与经济周期的关系、长周期与产业革命的关系、技术创新与产业革命之间的联系、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对产业革命的作用等一系列重大的基本理论问题，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更为重要的是，这场讨论正越来越多地围绕着我国科学技术如何实现赶超型战略这个重大的实践问题展开。尽管就这些问题达成共识还需要时间，但这些问题的创新性和研究价值已经展现出来，提出这些问题就是迈出了成功的第一步。这场讨论有必要继续引向深入

　　不可否认，入世以后，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工资成本低的竞争优势凸现，经济出现了良好的增长势头。但是，我们也应看到，低工资成本只是一种短期优势，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增长，这个优势作用会逐渐缩小。至少可以肯定，当中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时，我们不可能再以工资成本作为参与国际竞争的基本优势。我个人认为，我们能够保持这一优势的时间只有10年左右。利用这个缓冲时期，以跨越式速度加快我国的技术进步，正确选择我国的技术创新方向，占领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制高点，是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正因为如此，当前的这场讨论还有必要继续引向深入。

　　笔者赞同新一轮科技革命最有可能出现在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领域的观点。这是当前科技创新最活跃的领域，许多研究成果如基因技术、克隆技术、生物医药技术等已经在实践中开始应用，尤其是转基因技术已在农业生产领域实现了产业化经营。但是另一方面也应看到，由于信息技术的广泛使用加快了新技术的扩散速度，为技术进步提供了一个高速发展的基础，技术更新的周期比过去大大缩短，科学技术创新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推进。在这种背景下，要准确地预测技术革命的突破方向是很困难的。新材料、新能源、微电子技术、核辐射技术、宇宙空间技术、海洋技术等都是发展潜力很大的领域。新的技术突破方向有可能是多元的而不是单一的。在技术创新的基础上，综合各种新技术（有主导技术但绝非单一技术）才能真正引发一场新的产业革命。哪些领域最有可能从技术创新演变为一轮新的技术革命，是一个复杂的技术问题。陈胜昌先生提了一个很好的意见（见光明日报6月10日B2版），他认为仅有经济学家的讨论是不够的，还应有科学家的参与。如果自然科学家都来就各自的研究领域分析技术创新和技术革命的前景，将会大大拓展我们的眼界。但是，这也可能使讨论演变成一场复杂的学术争论，其结果是社会科学家们最终不得不退出讨论，因为这不是他们的专长。社会科学家尤其是经济工作者的任务是揭示生产力、科学技术发展的一般规律，为推动科技进步提出有效的制度建设措施。

　　笔者认为，这场讨论的深入可以形成两条主线，一条是关于新一轮技术革命的突破方向问题，另一条是制度创新问题，即分析我国加快科技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并从制度创新的角度提出我国科学技术跨越式发展的实现途径。这样做可以使讨论的思路更清晰、主题更明确，也更有利于发挥各自的专长。在前期的讨论中，已经有作者分析了制度创新的作用应注重产业革命中的制度创新（张其佐先生提出，应在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的结合上进行新的跨越，见光明日报1月28日；高明华先生强调应注重产业革命中的制度创新，见光明日报6月10日），但这个问题远远不是几篇文章就能说清楚的，需要更多的人来参与讨论。制度创新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

　　科技革命是由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共同推动的。但长期以来，我们受“技术进步决定论”的影响，对制度创新的重视程度远远低于技术创新。笔者认为，在追赶新一轮科技革命浪潮时，我国首先要解决好的问题应当是制度创新。

　　人类社会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中不断向前发展的，其中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是生产力的发展。用现代经济学的概念来说就是，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矛盾运动推动了经济发展，其中技术创新起着决定性作用。但是，这一解释是建立在传统的经济学分析方法基础之上的。传统分析方法把资本、劳动力、技术作为影响经济增长效率的三个关键因素，没有考虑过交易费用问题，交易费用被假设为零。新制度经济学对这个假设提出了挑战。科斯提出并分析了交易费用和产权问题，以此为基础阐述了制度在经济变迁中的作用。这是对现代经济学理论分析的一个重大贡献。

　　诺思则在科斯的基础上更明确地肯定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决定性作用。他认为：“有效率的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有效率的经济组织需要在制度上作出安排和确立所有权，以便造成一种刺激，将个人的经济努力变成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的活动。”（诺思、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诺思分析的出发点是用制度创新来刺激个人的经济努力，目的是激励人的积极性。这一分析的出发点与马克思主义相同。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中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是人，人的创造性是推动技术发展的根本动力。

　　当代社会日益重视人的积极性对生产力发展的推动作用，不断地在企业管理领域进行制度创新。如果把“泰罗制”、“福特制”看作是对人的“硬性管理”方式，20世纪中期出现的行为科学则实现了对人的行为“软性管理”方式的转变，激励手段被广泛地运用于管理过程。以后，人力资本概念的出现和实际运用又是一个突破。这时的劳动者不再是一个纯粹的“被管理者”，而是以自己复杂劳动的技能作为“资本”来分享剩余产品，这是迄今为止最有效的激励制度，也是知识经济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

　　可以这样说：人是推动社会生产发展的主体力量，而激发人的积极性的决定性因素是制度。科技发展史上已有大量的事实证明了制度创新的重要作用。在技术创新→科技革命→产业革命的进程中，每前进一步都需要不断创新的制度来推动。

　　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技术差距的分析往往最终要落脚到对制度的比较分析上来。同样的技术在不同的国家之间的效率差异，实质上是制度差异引起的。制度的落后、保守是技术落后的根本原因。

　　后起的追赶型国家由于基础研究落后，通常要引进发达国家的研究成果作为技术进步的一个来源。但这些国家可以通过制度创新使技术的推广应用赶上或超过发达国家。战后的日本、韩国就是这样的例子，他们的基础研究尽管落后于欧美发达国家，但制造的技术水平却不比欧美等国家差，这就是用制度创新的优势来弥补了基础研究上的劣势。借助制度上的优势，原始创新性成果在引进国可以发挥出比输出国更高的效率。

　　关于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是技术创新还是制度创新的讨论将会长期进行下去。本文的目的不是讨论这个问题，而是想强调制度创新是我们当前最紧迫的任务。实施有效的制度供给激励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科技事业有了迅猛的发展，各项成绩的取得都与改革、与制度创新关系密切。现存的许多问题，如科技体制的改革、科技成果的产业化、产学研一体化、利用先进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发展风险投资、知识产权的保护、科技发明成果占股权比例的限制等等，说到底都要通过制度创新来解决。即使是增大科技投入这个纯粹的资金问题，解决的根本途径也要靠制度创新。目前我国的科技投入主要是依靠公共财政这个单一的渠道，尽管政府在投入上作了很大的努力，R&D支出占GDP的比重尽管有了很大提高，但与发达国家的R&D占GDP2％－3％的差距还很大，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让企业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和科技投入的主体，这就是一个制度创新问题。

　　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和勤劳勇敢都是世界第一流的，中国与发达国家在科学技术上的差距并不能仅仅归结为历史遗留问题，还是要从制度差异上去找原因。当新一轮科技革命的脚步声越来越近的时候，只有加快制度创新才能使我们跻身于当代科学技术的领先行列。

　　要加快我国的制度创新速度，首先必须解决制度供给短缺问题。制度是社会的游戏规则。人们在追求自身利益的经济活动中，要求改变旧的规则，建立更合理、更有激励作用的新规则，这就是通俗意义上的制度需求。制度供给可以分为两个环节：制度的生产和制度的供给。第一个环节，制度的生产就是制度改革方案的制订。制度的生产者可以是制度的需求者（也就是要求改革的人自己提出改革方案），也可以是政府的公务员（生产制度本身就是他们职责之一），还可以是制度的研究者即社会科学工作者。第二个环节，制度的供给就是从众多的制度产品中认定社会必须认可的游戏规则并确保制度的执行。制度供给职能只能由政府来承担。

　　制度的生产是有成本的，主要成本就是设计制度改革方案的创造性思维。在知识经济时代，人们已经认识到创新思维是财富形成的一个要素，获得他人的创新思维应支付价格。在美国，风险资本把创新思维作为一个重要的投资对象，一个有价值的设想可以成为创业的起点。但是，现有市场制度的一个缺陷是没有创新思维的价格发现机制。制度创新的成果在没有被人了解之前，即使有人愿意购买也无从判断其价值。而一旦成果公之于众，它就成了公共资源，任何受益者都不会为其支付成本。特别是在政府公务员（他们是制度供给行为的执行者）的头脑中，还根本没有形成制度产品需要购买的观念。

　　现有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也没有覆盖到制度创新。知识产权保护在自然科学领域和社会科学领域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技术创新成果（它实质上就是创新思维的物化形式）的产权受到专利制度的保护，可以通过出售专利来补偿成本。制度创新的成果则无法享受这样的“待遇”。如果一定要说有补偿，那就是独具慧眼的编辑们支付的稿酬。当制度创新为社会带来了效益时，制度的创新者却不能提高个人的收益率，这就是一种缺陷。我国的制度创新者大都是出于社会责任感在进行着制度创新的实践。

　　目前我国对制度创新的激励主要来自公共财政对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的投入和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内部的科研激励制度。与全社会对制度的需求相比，制度供给的激励是远远不够的。要改变我国制度供给短缺的状况，首要的任务是实施有效的制度供给激励，这也是一项制度建设任务。它包括：加大公共财政的投入力度，建立公正、严格、有监督机制的学术评审制度，对重大制度创新成果实施奖励，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要进一步完善和强化科研激励机制，等等。（作者系西南财经大学教授）稿件来源：光明日报（来源：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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