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桂萍

　　古代学者大多视文章为不朽之事、经国大业，故十分重视“识”在文章中的重要性。“先器识而后文艺”，就是很多学人信守的名言，王充、韩愈、柳宗元等都有这方面的言论；史学家刘知幾、章学诚等也都强调史识在史家修养中的重要性。文章的艺术技巧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有正确的识见。生活在新的历史时期的人文社科工作者，承担着培育民族精神、建设精神文明的责任，应该继承和弘扬文贵有识的优良传统。

　　一、文章家需要什么样的“识”？清初古文家魏禧（1624—1680）对此提出了明确的认识，主张为文力求“有用于世”。他对“识”的内涵的理解基本上尊崇实学经世的宗旨，认为文章一定要有关系天下国家之故，并且有超越一般人的见识，才有作的必要。文章之所以能流传于后世，不在于技巧的变化，而在于面对不同的现实问题，有新的识见，并用这些识见指导作文，这才是超出古人、自创一格的途径。历史证明，每当社会激变的转折时期，文章经世的思潮常应运而起，文章家有得之于时代所赐的广阔心胸和视野，因而在观察社会、历史时，有着敏锐的眼光、深刻的体会和高度的责任感，这些就是文章的“史识”。

　　二、怎样培养自己的见识？魏禧曾探讨了怎样培养见识的问题。他说：“愚尝以谓为文之道，欲卓然自立于天下，在于积理而练识……所谓练识者，博学于文而知理之要，练于物务，识时之所宜。理得其要则言不烦，而躬行可践；识时宜则不为高论，见诸行事而有功……故练识如炼金，金百炼则杂气尽而精光发。”（《魏叔子文集》六《答施愈山侍读书》）理存在于世界的万事万物之中，而识是在此基础上产生的。练识就是在“博学于文”的基础上了解事物的活动规律，进而了解时代所需，即在广泛地学习前人的理论方法与积累社会实践经验两方面来提高识见。这就要求文章作者要对社会、历史和现实观察深刻，体会深切，这样作出的文章才能反映社会、历史的本质。

　　三、为什么要练识？叶燮（1627—1703）在《原诗》中强调诗人应具备“识、才、胆、力”，其中突出了“识”对其他三者的主导作用，认为“无识则不能取舍”，有识才能明理；无识而有其他三者，反而有害无益。他强调：“无识而有胆，则为妄、为卤莽、为无知，其言背理叛道蔑如也。无识而有才，虽议论纵横，思致挥霍，而是非淆乱，黑白颠倒，才反为累矣。无识而有力，则坚僻妄诞之辞，足以误人惑世，为害甚烈。”（《原诗·内篇下》四）清代袁枚则在才、学之外进一步强调了“识”的作用：“学如弓弩，才如箭镞，识以领之，方能中鹄。”（《续诗品·尚识》）清末刘熙载在《艺概·文概》中阐述了同样的认识：“文以识为主。认题立意，非识之高卓精审，无以中要。才、学、识三长，识为尤重，岂独作史然耶？”（《刘熙载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80页）袁枚和刘熙载分别从诗、文的角度，强调了不论作诗、为文还是著史，都需有“识”，这是特别值得人们反复体会的。

　　四、“识”的要求是什么？由清末而进入近代的古文家林纾（1852—1924）认为，有识首先要求对事势发展有整体的认识，叙事就能选择精审，论事则能公正不偏。他认为“识”的最高境界是“通融”，以一偏之见为识、或自逞胸臆不算有识，醉心于巧思、丽句则与有识相去更远。“识”就是要对历史和现实的关系有贯通全局的卓见，而不拘泥于传统的观念。我国历代史家也都要求有“通识”，如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刘知幾之“通识”，郑樵之“会通”等，其精神实质都是一致的。

　　由上可以看到，不论处在何种时代、受何种文风的影响，有见识的文章家都主张为文要以识为先，并且指出了培养识见的途径。他们都强调从关注现实中磨练自己的识见，强调对历史和现实的正确认识，这样才能保证思想的正确性、独创性和实践性。这些认识对文人的修养不仅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在今天还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稿件来源：光明日报（来源：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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