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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亓昕

　　2003年，在日本，王选说：“苏律师，我找你五六年了，中国人竟然不知道你！”

　　苏向祥，一个普通的年轻律师，侵华日军遗留化学武器诉讼案“始作俑者”、中方代理人，他用整整八年的时间调查取证，用翔实的证据把真相“钉”入历史。他所做到的，是以个人的能力，将不可能变为可能以及现实。

　　1995年，8月30日，早晨。盛世中的大太阳照耀着哈尔滨城。道两旁的报廊里，那些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的文章及醒目的黑色标题，被来往的人们一一掠过，像一个人的手指，于瞬间翻过积满轻尘的历史。苏向祥哼着歌到了办公室，对这个26岁的年轻律师来说，未来就是一场必将胜利的诉讼，令人充满跃跃欲试的期待。第一件事：读报。翻开哈尔滨日报第一版，他一眼看见那篇文章，《50年前的日军炸弹昨爆炸》：“双城市周家镇东前村、东兴村村民刘远国、齐广春、齐广越在拆除旧日军遗留炸弹时，突然爆炸，齐广越当场死亡，刘远国、齐广春重伤……”题图中，刘远国全身95%烧伤，用惊恐的双眼询问着这个和平世界。

　　苏向祥看着看着，生气了。战争已经结束50年，中国百姓居然还在被残害(这已是第45起日军遗留武器伤人事件)，对此，日本右翼势力竟拒不承认。那些被伤害的人——谁来帮他们，哪怕只是发出声音？苏向祥坐不住了，他来回在房间里走动，“不行，我要做点什么！我要帮他们！我要让整个日本看到真相！”26岁的苏向祥听见了内心的喊声。这个几乎会被所有人评价为“冲动”的决定，被苏向祥自己称为“责任感”。

　　他像个夜行的赶路人，挽起裤脚下河，呀！凉！

　　两天后，苏向祥作出一个决定：去看望刘远国和齐广春。他顶着雨赶到医院，刘远国整个人被支在床上，双臂被炸飞，全身缠满纱布。刘远国分明清晰地感受着身体的每一处锥心疼痛，但是他要极力掩饰。苏向祥离他很近地坐着，说：“我是律师，我是来帮助你们的……”刘远国说，喔。苏向祥说如果你愿意让我帮助你，就签个字。刘远国说，好。16天后，刘远国去世。留下了两个辍学的孩子、7万块的债务。那是苏向祥的第一个委托人。但是，到底该做什么？怎么做？他不知道，先前也没有范例。有人劝他算了，这事和你又有什么关系？别不知深浅！他想起刘远国，断然摇头。三天后，他拿出了一套方案：以一个普通中国人的角度和立场，与日本外交部交涉。接着，一张函发往日本国驻华使馆。上书“目前，日军遗留的炮弹随处可见，严重威胁当地居民生命……受二位受伤者及一位遇难者家属的委托，我们全权处理有关善后赔偿问题。望贵国以实际行动妥善处理，并将此事的处理意见予以转告。”函的右下角，印着他的名章，从这一天起，这个名字，像一把小小的扫帚，耐心地、一下一下掸扫历史夹缝中的尘土。

　　接下来是沉闷的等待。

　　1995年12月28日，窗外是冬天提前降临的黑夜，风呼呼吹着。他马上就要下班回家了，邮递员来送信——在发出询问函的三个多月后，他终于收到了日本国大使馆的回复。气氛陡然紧张起来。他坐下来，手里握着信，不动。“会是什么结果呢？好的？坏的？如果是坏的接下来我该做什么？”10分钟后，他用小剪刀小心地划开一个口，取出回函——“……日本政府的见解是：中日间有关战争请求权的问题，自从1972年发表中日联合声明以后不存在。……因此，假如此次事件是由于旧日本军所遗弃的武器而发生，中国也没有国际法上的权利主张要求日本回复原状(处理炮弹、赔偿损害等)……”“蛮不讲理！”苏向祥这样形容日本使馆的回复。对方的荒谬逻辑是中国政府放弃战争起诉，民众也“理应”放弃。他一动不动坐了两个小时。大脑一片空白。推开门，茫茫风雪迎面而来，他仰脸走进去。路，好像被堵死了，他不能做什么了，那些被残害的人，将继续无奈而又无声地生存……

　　1996年的新年在郁闷中度过。接到日本使馆回复的第四天，他想到了一个词——诉讼。对，诉讼！从这一刻起，他开始以“谋略”来布局整个事件。按照国际惯例，跨国诉讼需到被告主权国提起，并由对方律师代理。就在这时，他读到了一条消息：山东刘连仁老人农工案即将在日本开庭，代理律师是日本律师小野寺利孝！苏向祥当即拿起电话，通过日本媒体驻华机构寻找到小野寺的地址。1996年1月20日，对方通知他：我们愿意提供帮助，3月21日中国沈阳见！他拿着话筒，语调平静而客气。事实上，没人知道他内心的狂喜！他像个夜行的赶路人，挽起裤脚下河，呀！凉！而现在，石头找到了，来，笑一个！摸着它们过河吧。

　　从此，他背负起2000受害者的命运，以及一份沉重的历史公道1996年3月21日，中国沈阳凤凰饭店。6点30分，他沉着地敲门，迈进去，门在身后无声地关上。尾山宏先生，中国人战争受害索赔要求日本律师团团长，一个满头银发的老人。小野寺先生，该团干事长，一个干练的中年男子。刚坐定，尾山宏就拿出一份东西，苏向祥一看，竟然是一份委托书！并附有中文译本！上面的内容是：请苏向祥律师作为此次诉讼的“复代理人”，由苏向祥负责日本在中国遗留化学武器及炮弹情况的全面调查，形成文件，备于呈堂证供。而且，还有一条：调查费用由日方负责，每万元人民币一结账……听过太多“放弃劝告”的苏向祥，面对这样一个委托书，内心无限感慨，甚至感动。他郑重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从此，他背负起2000受害者的命运，以及一份沉重的历史公道。这个春天，他27岁。(注：2000人，来自1991年《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上的数据报告)接下来的接触中，苏向祥渐渐了解了对方的真诚与动机。按他们的话讲：“我们不仅在帮中国人，更是在帮日本人。”他们和很多正义的日本人一样，不知道今天的日本政治家会把日本引领到何处，一个连起码的真相都回避的政府会给日本怎样的未来？中国人战争受害索赔要求日本律师团是一个有300多人的民间组织，而苏向祥身后，只有那些需要他陆续寻找的受害人。

　　整整八年，他开始漫长而又孤独的调查取证……

　　1000余份证据里，饱含着一个律师的职业操守，一个男人的超常耐力，一个中国人孤独的责任，一个国度不可无视的尊严对于取证调查工作，他不主张用“艰苦卓绝”这个词，“有什么苦的？我就是干这个的，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是我们的工作不到位！”他手里拿着一张当年日军化学武器及炮弹的分布图，他按图逐一“排查”拜访。那么阔大的分布，他一个人，逐一走过——他要用正义的履痕，让那些罪恶的足印一寸寸彰现！八年来，他共搜集证据1000余份。这1000余份证据里，饱含着一个男人的超常耐力，一个中国人孤独的责任，一个国度不可无视的尊严。最难忍受的是“有关部门”的不合作，在调查吉林敦化700多受害者时，他几次都气愤得想放弃(仅是放弃这700多人，而不是整个事件)，他不明白：为什么“这样的事”不仅无人回应甚至无人帮助？为什么！他直视记者说：“你知道我为什么没放弃？就是因为我的当事人，因为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跟他们接触，每接触一次，我就更坚定了决心。”

　　李臣，哈尔滨道外区居民，当年“红旗09号”清淤船船员。1974年10月20日清淤时被装有芥子气的化学武器感染，从此，完全丧失劳动能力，身心俱受重创。1985年除夕那天，李臣兜里只剩下1块8毛钱了(钱全都治病了)，他出门花1块钱买了瓶农药，然后把自己反锁在厨房里，就着60°的白酒，咕咚咚喝了下去……没死成的李臣现在活得挺带劲儿，他大着嗓门跟苏向祥喊：“我不死！我活着就是最好的证据！”司明贵，河北景县民工。无意中坐在渗入毒液的水沟里，被感染后老婆孩子下落不明，现在被60多岁的大哥照顾着。一进他的草房，苏向祥的头“嗡”地就大了，没电灯，没水，四处漏风。他的臀部完全溃烂，现在胸前挂个瓶子——大小便全部失禁。

　　就是他们，使苏向祥一次次震动，又在一次次震动后充满力量。每见一个受害人，他几乎都掏空口袋，然后身无分文地回家。他深知，坚持下去，是他能给予他们的最好馈赠。他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很好：调查之余，代理正常的案子，赚钱糊口。在调查费用报销到2万时，他作出了一个不算小的决定：放弃报销，全部自费！在作出这个决定时他并不知道明天的早餐在哪里。尾山宏对他的决定很是惊讶，但听完他的解释后，尾山宏竖起了大拇指……这个决定对苏向祥意义重大：在放弃那一刻，他知道，自己，一个中国的律师，终于与日方律师建立了平等的关系……同时，这一决定直接导致，截至现在，他个人为此事支付了30余万元。“如果我有这30万，我现在应该是一个挺有钱的人了。”他告诉记者。“后悔吗？”“后悔？”他又瞪起了眼睛，挺直了身子，用一种不可辩驳的语气说，“后什么悔呀！这多有意义！”随即他嘟囔了一句：“我真不知道国内一些有钱人每天都在琢磨什么？你说，他们在琢磨什么呢……”

　　他在心里对那些受日军遗留化学武器伤害的同胞们喊着：我来了，我代表你们，来到了日本！1996年12月，日方通知他，第一批诉讼已在日本东京地方法院立案(2003年9月29日审判)。1997年6月，第二批诉讼立案(2003年5月15日审判)。至此，18个原告人、七起案件所构成的两批诉讼全部在日本立案！

　　2001年5月20日。飞机缓缓进入日本领空，苏向祥向下望去，他看见了——深蓝色的日本海！他突然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50多年前，就是在这片海域上，近2000吨的化学武器被运上船，尔后驶向中国！就是这片海域，“运送”了邪恶、残忍、戕害、创痛……那些死去的同胞！那些正在饱受遗留武器摧残的同胞！那些还将被尚未发现的化学武器伤害的同胞！他在心里对他们喊着：我来了！我代表你们，来到了日本！这第一次东瀛之行，是为出庭作证作准备。在日本方面组织的“中国律师欢迎会”上，他见到了一个日本老人。老人70多岁了，特地坐了三个多小时的新干线来看他。席间，喝了些酒的老人突然给他下跪谢罪，连连说：“日本政府做错事不承认，我替他们向中国人民表示歉意……”送老人回家的时候，苏向祥望着他的背影，有些怅惘，他在想：如果他所说的是日本政府的声音，那该多好……同年12月12日，苏向祥第二次赴日，以一个证人的身份出庭作证。此次，他带去了从千余份证据中精选出的103份证据。三个半小时的当庭陈述后，在类似案件中从未发过问的日本法官，竟破天荒地询问起他来：受害人收入多少……被何种化学武器加害……受伤程度等。日本法官的举动令他和日方律师都深受鼓舞，但是苏向祥心里明白：即便是独立的日本法官，也向来追随日本政府的态度。对于胜诉，他一直持慎重的保守——他早已不是当年那个“勇气可嘉”的小律师，多年走下来，他和合作方已有更深的谋略：以哪怕杯水车薪之举，敦促日本政府立遗留化学武器之法，为中日双方的受害人，赢得彻底的权利！就这件事而言，胜诉败诉，对他来说已超越了一个律师的视野，站在民族主义的基石上，他看到的是更深远更通透的和平。

　　2002年3月，他陪同受害人代表出庭。这一次出庭与以往不同的是，终于有人代表日本政府坐在了被告席上。八年来，这是真正意义上的“面对面控诉”！从头至尾，几位日本官员都是躬背低首，苏向祥“练习”了很久的“冷冷的目光”始终没人敢抬头领受。他最“残酷”的证据是受害人肖庆武女儿的照片。因与父亲同一个脚盆洗脚，肖庆武女儿被感染，至全身溃烂、红肿、干裂，整个人状如一只龟裂的纸灯笼。她的照片被苏向祥作为重要证据之一呈堂！也就是在这一次，他尝到了八年来最彻底最冰冷的孤独——开庭时，整个法庭之上，除了他和受害人代表以及一个中方翻译，旁听席上竟没有一个中国人！他用了一个王选曾用过的词汇：冷清，太冷清了……那个晚上，深夜里的东京都霓虹绚烂，他一个人在异乡的喧嚣中独行，没有故知，没有乡音。他故意把自己走丢了，不知道身在何处，知道了又怎样呢？冷漠，足以粉碎一切激情与真诚……凌晨2点，他摸回住处，他跟自己说：睡觉睡觉！明天该干啥干啥！

　　从此，这103份证据将永久地写进历史；从此，再也不能有人质疑或回避对中国人民的伤害2003年的5月15日。第二批诉讼判决的日子！盼了八年的日子！东京下起了小雨，9点左右，日本当地的主要媒体及中国媒体的驻日机构几乎全部到齐。不知是谁通知的当地媒体，有趣的是他们并不知道是什么诉讼的审判。看着他们互相打探，看着黑压压一片的摄像机，看着越积越多的前来声援的日本民众，苏向祥站在门口，觉得自己像个历史记录片的总导演——没有八年来的锲而不舍，怎么会有此刻！作为一个几乎是全世界绝无仅有的、以民间身份起诉一个国家的律师，他，不是不骄傲的！

　　开庭了，他坐在旁听席最前面的位置。他身子前倾，眼睛瞪着——听不懂日语，他得靠着每个人的表情来猜结果！法官首先宣布审判结果，话音刚落，他就听见旁听席后传来一个日本人很激烈的喊声(他猜是“抗议”，他猜对了)。接着，他看到原告等人低下了头，而被告却抬起了头，他明白，输了。接着宣布判决理由，他看到原告席的所有人又抬起了头，他迅速作出判断：情况一定有利于上诉！结果，所有证据与事实全部被认定！也就是说，他耗时八年的取证、他精选的103份证据全部被认定！请认真想想并理解这认定背后无法言语的意义：从此，这103份证据将永久地写进历史；从此，再也不能有人质疑或回避对中国人民的伤害；从此，所有被战争遗留问题所困扰的国家与人，都将在此认定中得到启示与借鉴！这是“史无前例”的胜利，是民间力量的胜利，是“外交与历史”的胜利！而这一切，都是这个叫苏向祥的、中国的、年轻的律师，独自一人做到的！仅凭认定证据这一项，日本法官“国家无答责”的判决理由就是无力和无知的。

　　苏向祥和日方律师当庭即决定上诉。第一批诉讼将于9月29日开庭，地点仍然是东京地方法院。9月29日恰是《中日联合声明》发表31周年纪念日，他相信法官选择这个日子一定别有深意。

　　“青春里最好的八年，你本可以去赚钱、去过一种世俗意义上的幸福生活，你觉得你的青春和别人的有什么不同？”记者最后问。

　　“当然不同，我的社会价值大。”

　　“这么多年你流过泪吗？”

　　“没有。我要把所有的泪水都留给胜利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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