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培训显然在中国官员们的工作实践中见到了效果，但他们同时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惑。

　　2002年5月的一天，广东省物价局副局长马壮昌接到省委组织部通知，要他作好去美国哈佛大学培训的准备。

　　兴奋，是马壮昌在接到通知一刹那间的感觉。将要学习的“公共管理”，马壮昌一直都没机会专门涉猎，而作为一名副厅级干部，从前在公共事务管理方面“好似在黑暗中摸索”——凭经验做事。

　　马参加的是公共管理高级培训班。从2002年起的5年里，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等三方组织的这个公共管理高级培训班，将为中国培训300名厅局级以上高级官员。有关部门称，这是历来最大规模的中国官员海外培训计划。

　　2003年7月28日，第二期培训计划启动。

　　一次低调的官员培训

　　“资本主义世界最尖端的学府正在为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培养治国之才”，曾有海外媒体将这次培训作如是评价。

　　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局副局长、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卢迈看来，这种评价拔高了培训的价值，曲解了培训的意义。事实上，这只不过是中国政府为提高自身管理能力所采取的诸多措施中的一种。“中国成为世贸组织成员国之后，我们的官员必须懂得为官为政的现代思维方式和操作规范。必须懂得自己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政府、企业以及各种非政府机构应该怎样进行有效的合作。”卢迈说。

　　组织者的目的，显然是希望通过培训使中国官员在“公共管理”方面能够借鉴外国的先进经验从而与世界接轨。

　　然而，对于主办各方来说，这种模式的培训毕竟还是第一次尝试——不仅是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第一次为一个国家举办如此大规模的培训班，也是中国政府政策研究咨询机构和中美两所著名大学在官员培训方面的首次合作。根据协议，从2002年起的5年内，哈佛大学每年为中国政府培训60名中央和地方级官员。

　　官员培训确定的条件是：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在本岗位至少有两年以上工作经验、年龄在45岁以下的地市级或司局级以上国家干部，且以中青年、地方干部为主(副部级干部年龄则可适当放宽)。

　　培训模式的特殊性还在于费用的支付方式也与以往大不相同——学员在国内的学习费用，由中国发展基金研究会承担，总费用估计一年150万元左右；在国外的各项费用则由美国安利公司赞助，估计一年约100万美元；学员所在单位只负担交通费。

　　组织方一位知情人士透露，由于这种培训模式具有的探索价值，中央非常重视。在今年7月28日第二期学员的开班仪式上，中组部干部培训局官员援引胡锦涛总书记的批示，要求抓好领导干部的境外学习，多开辟新的途径让领导干部到国外的名牌大学、研究机构去学习深造。

　　这位官员介绍，包括此次实施的培训在内，目前中国已先后通过各种方式选派了2400余名省部级干部到国外学习。

　　事实上，一场声势浩荡的境外学习风潮在党内中高层悄然兴起。（来源：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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