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这个文凭，我就会失去升迁的机会”
——一位干部的自述“要说混文凭，其实我也不愿意。但如果没有这个文凭，我就会失去升迁的机会。”谈到干部假文凭，一位在基层工作多年的干部（基于本人的意愿我们隐去其姓名和所在地区）一脸的无奈，以下是他的自述。“我生于建国后，在学知识的关键时候，文革爆发了，我们这一代人失去了最宝贵的时光。参加工作以后，在乡镇摸爬滚打了20
多年，我从一般干部一直干到镇党委书记，最后到县里任局长。40多岁任局长，当然希望能继续‘往上走’，可这时，一纸文凭却成了我升迁路上最大的‘拦路虎’。”“因为国家有规定，县处级干部必须是本科以上文凭，而我仅仅是高中毕业。于是，我报名参加了省委党校在我县设立的函授班。3年以后，也就是2001年，我顺利拿到了本科文凭，也成功地从4位竞争对手中‘脱颖而出’，如愿提升为副县级干部，与我同期毕业的有100多人被提拔为副科级干部。”“说我的文凭是‘混’出来的，这一点都不为过。我拿到了本科文凭，却发现自己还是同样的知识水平，改变的仅仅是我的职位和履历表上学历一栏中的‘本科’二字。然而，干部们对此心照不宣，没人会检举你，也无法查处，因为得到的文凭是国家承认的，谁会管你是怎样拿到的，有没有真正学到东西。所以文凭仅仅是一个形式，是你能否提升的‘门票’。”“想想看，每年仅花一个星期时间‘集中复习’，再花两天时间考试，3年全部的学习时间加起来只有一个多月，其他时间书本连翻都没翻过。这样的学习能学到多少东西？而那些每年能脱产学习几个月的领导干部们，据我所知也不会有多大的学习动力，因为，考试过关，顺利拿到文凭太容易了。”“提高干部队伍的文化素质是必要的，但为什么会出现副局级干部拿到了本科文凭，却连简单的工作总结都不会写的现象？许多干部学历层次上升了，知识水平和工作能力却没有相应提高。这只能说明我们的干部任用制度还存在缺陷，出现这种现象必须引起高度重视，这也是我接受你们采访的原因。”新华社记者徐波秦亚洲
“我多次被指责思想不够解放”
——一位研究生院副院长眼中的假文凭现象
“别人要，我们不得不给，要不然就被扣上‘思想不够解放’的帽子。”日前，某大学研究生院一位负责招生的副院长向记者讲述了他对干部假文凭现象的困惑。“不敢开手机，不敢呆在办公室，每到招生的时候，我就过不了正常生活，递条子、打招呼的人实在太多，其中不乏一些处长、局长之类的‘干部考生’，不办吧，得罪不起人，办吧，实在有悖学术良心。”“学校今年招了50名左右的‘干部学生’，有半数的人或多或少沾了权力的光。这些人基本上是入学就等于拿到了文凭，其文凭的水分自然少不了。凭心而论，给这些人颁发文凭总有一种做交易的感觉。”“别人要，有时我们得给，别人没要，有时我们还不得不送。深圳某部门一位处长在我们学校读工程硕士，还没毕业，学校居然就给了他一个兼职教授的头衔，就因为他给了我们一个项目。“对待干部要文凭、混文凭的事情，学校一味地挡也是很难办的，因为学校开门办学，需要主管部门等方方面面的支持，特别是掌管科研经费、项目、计划指标的部门，都是咱们的衣食父母，学校是哪尊‘佛’也得罪不起，否则就有可能‘穿小鞋’。拿文凭换利益，学校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你不做，别人做，到头来不光项目没了?贡恍拔枷氩还唤夥拧！?“干部假文凭，恐怕是现象在高校，根子在干部。有人认为，只要高校捂紧口袋，严格自律，就能挡住‘权力文凭’，其实学校也是有苦难言，干部自律才是最根本的。目前在干部中间存在一种唯文凭化而非知识化的倾向，这很危险。长期下去，必然会滋生干部用手中的权力‘寻文凭’，在学习上急功近利，这与建设学习型社会的初衷是相背离的。”新华社记者郭奔胜王骏勇(山西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