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币券的出现纯粹是一种偶然。随着代币券所能代币的种类日趋繁多，封杀代币券已经成为一种必然。不封杀它，则很可能造成严重的腐败问题。然而，代币券所具有的顽强的“生命力”，决定了封杀它的难度远远超出人们的想像。据报道，在上海几度风行的水票、米票、消费卡，乃至月饼票，正面临一场空前严厉的围剿。（相关报道见今报视野版）

　　闵良臣

　　减少腐败

　　上海市政府为何还要搞这样大的动作呢？我终于在报道中看到了一条理由，那就是：减少官员腐败的机会。现在城市中代币券卡的发行如何产生的腐败，对其“细节”我不甚了了，但报道中说对这次上海的大封杀行动，一个普遍的观点认为，“反腐败”应该是最大的动因。既然如此，充分说明代币券卡就是提供“滋生腐败”的一个机会。

　　现代社会最难得的是活力，而活力又来自于现代社会公平公正的程度。而一个社会的腐败行为一般说来都产生于权力，甚至可以说，没有权力即没有腐败。腐败和权力相伴相生。那么，一个社会相对而言是哪些人有权力呢？不管我们如何说“革命工作没有贵贱之分”，还是说所有的官员“不论职务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都是为人民服务的”，也不得不承认，我们的社会也同样是官员在用着自己的权力。当然，如果一个官员从灵魂深处真正认为革命工作没有贵贱之分，认识到不论职务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都是为人民服务的，那是再好不过的了。问题是，就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来看，有相当一部分官员的认识远未达到如此高度，因此有些官员手中的权力也就常常成了搞腐败的筹码。

　　正是因此，如果我们不能减少官员腐败的机会，那么一个城市就有可能“腐败成风”；而腐败成风的城市，不用说，会严重影响到这个城市的公平公正；而一个城市缺少了公平公正，或说公平公正的程度不高，那么也就自然影响到这个城市的活力。

　　上海市政府这次对代币券卡的封杀，不可避免地对一些企业造成一定的影响，不少商家不少市民对此很有意见甚至进行非议，这都是很正常的。权衡利弊。堤内损失堤外补。在眼下，在我们这个社会，一个城市只要是能减少官员腐败的机会，就是对社会公平公正程度的提高；而一个城市公平公正程度的提高，可以说也就等于提高生产力，也就是对这个城市的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

　　刘海明

　　如何封杀

　　代币券弊大于利，早已不言自明。用不着赘述。那么，究竟该如何封杀代币券呢？笔者建议不妨从立法的角度考虑封杀它。

　　现在，不少地方对代币券的围剿绝大多数都是靠政府动用行政力量予以封杀。这样一来，自然而然涉及到一个封杀行动本身是否合法的问题。上海的这次封杀活动就遇到了这方面的麻烦。来自社会各界包括商家的质疑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如果政府出师无名，封杀一次可以，再次使用这个撒手锏时，则可能遭到发放代币券单位的抗议乃至诉讼。倘若法院无法找到支持政府行为的法律依据，尴尬的是政府：本想靠封杀代币券达到遏制腐败现象的目的，不巧反被商家摸到了法律的软肋，进退都不是，该当如何是好？

　　假如全国人大能够制定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止发放使用代币券法》的话，这样的法律瓶颈则迎刃而解。首先，商场、超市以及相关的商品销售企业不得为任何单位或个人“订购”代币券（当然，公交发放的交通卡不在此列）。这样的话，便可以从源头上堵死了代币券问世的可能。如果再有商家擅自接受这样的“订单”，受到相应的处罚有理有据，不怕他们继续冒着受处罚的危险而顶风发放代币券。其次，如果法律规定使用代币券者也属于非法的话，还怕那些经常接受代币券贿赂的公务人员们视拥有代币券种类的多寡、金额的大小作为私下衡量个人职位的高低、权势大小的参照物吗？

　　平心而论，代币券本身无罪可言，只不过它被某些搞不正之风的人当做冠冕堂皇的行贿道具之后，养成了一些权力部门工作人员使用这种“行贿货币”合法化罢了。既然代币券是在特定历史阶段被染黑的一种变异性质物品，在一定时期内用法律像禁止毒品一样禁止它就不足为奇了。

　　封杀代币券，靠用法治的办法而不是刮行政命令风。只有这样，封杀才能既治标又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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