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王尧

　　本报北京8月14日电

　　8月13日，尚在非典病房的大学生孙峥和他所住的北京地坛医院，都在忙着准备“告别非典、走向明天”。他在病房养的观赏鱼“黑玛丽”生的17条小鱼，已经长得不小了。

　　19岁的孙峥说：“我从4月7日开始住院，已经4个月了。”这位北方交大的学生，是目前中国尚在医院留医的最后5名非典病人之一。

　　今天，记者在地坛医院走廊最深处的第七病区里，见到了中国最后的一批非典病人。

　　身高1.87米的孙峥，在各个病房串。“他报过3次病危，刚进地坛医院的时候，手推车都坐不住。”陪同我们进去的护士长刘晓东说。

　　地坛医院的大院里，正在搭建一个临时的会议主席台。“告别非典、走向明天”是预定16日将要举行的庆祝仪式的主题，卫生部和北京市的领导要站在这里讲话。

　　在这所坚守到最后的非典定点医院里，现在已经很少见到非典的痕迹。大门外黄色的警戒线撤了；车进车出的大院里，要见到一个戴口罩的人，已经很不容易。

　　这个在今年4月开始收治非典病人的定点医院，曾经一度所有的病床上都是非典患者，前后一共治疗了385人。

　　“北京市最后的非典收尾工作，是我们自己先张口接下的。”医务科主任陈一凡说，“6月中旬的一天，接到会议通知，我们就知道是这事，主动先提了出来。肯定要我们坚守到最后。”

　　陈一凡解释：“非典收尾是传染病医院的事，我们是北京仅有的两所传染病医院之一。佑安医院开了80张病床，还可以接其他病人，我们医院全部投入了，不能马上撤。”

　　她说，接到任务，地坛医院开始改造ICU（重症监护室）的病房和大手术室。6月14日，新病房有了中心供氧设施，护士们不用再推氧气罐。“怕有妇产科的病人来，我们的妇产科也安排好了。”

　　从6月23日开始，接连两天，宣武医院和中日友好医院的17名病人转入。加上此前从小汤山医院转入的，共有25名非典病人。

　　6月24日，病人在地坛医院的电视里，看到了北京宣布“双解除”的消息。

　　8月13日，在医务科办公室的运行图上，记者看到了最近值班的医生名单———郭利民、李宝顺、王宇、李蔚莉、徐寒、皇甫竞坤、熊号峰。徐寒、熊号峰都是去年毕业的大学生。

　　地坛医院提供的“双解除”之后还在病房工作的护士名单，有100多位，名字就不能一一提及了。

　　医务科是联系出院病人比较多的部门。“亡者家属的善后事宜，是个复杂的大问题。”这里的医生说。

　　12日，记者在这里看到，一个5月份出院的大眼睛女士来办患非典的证明。据说一个民间机构从境外得到了一笔资金，指明要捐赠给不幸得了非典的人。这位出院近3个月的非典患者说，自己的转氨酶指数一直有些高。

　　两位姓赵的中年男士来给自己的哥哥———一位司局级干部办死亡证明。他们说，当地派出所要销户口，但是死亡原因不能登记是“SARS”，而要变成“肺炎”。

　　那个英年早逝的留美博士龚军平远在江西的老父亲又来电话咨询：让自己儿子感染上非典的那家医院，收了几万元的住院费，现在人死了，能否退给家人？

　　护士长刘晓东摘了口罩，病人们认不出她来了。52岁的非典患者周桂芝把脸凑到刘晓东的面前说：“听声音像是你，口罩一摘，你显得真年轻。”

　　“护士们一直哄着我们。住了这么久的院，你说心能不烦？”已退休的周桂芝说：“我们家有9口人得了非典。家人告诉我，连我81岁的老母亲都出院了。我有4个月没有见到儿子了，最后一面，是在医院门口。”

　　刘晓东说：“病人闹脾气，太正常了，也是信任我们护士。如果我们护士只是站到门口，问一声‘怎么样’？他们肯定不说心里话。只有坐在他们的床头，病人才会把心中委屈的事、担心的事都说出来。”

　　非典患者卢志艳，先后被转过4家非典医院，她在地坛的非典病房里过了自己的45岁生日。“那天，能下床活动的病人都来了，有蛋糕，还有西瓜。”“当时还有4个病人，就是护士扶着坐起来，他们也坚持不到7分钟，他们身体很弱。”院党委书记刘建英说。

　　地坛医院之外，非典似乎是个被遗忘的话题。“作为坚守到最后的医护工作者，比起前面的同行，是不是受到的关注少了？心理有落差吗？”记者问。

　　35岁的护士长刘晓东说：“我心平气和。我们就是干传染病这一行的，这是咱的职业。什么荣誉呀、鲜花呀，跟那些死的伤的比起来，算得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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