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永贵正在讲解他收藏的日军为战马制作的防毒面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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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本报记者高天赋崔立东摄/本报记者林青

　　人物简介：付永贵，男，初中文化。1956年6月22日生于齐齐哈尔市，1975年作为知青到龙江县哈拉海公社西里喜大队插队。1978年12月返城，被分配到齐齐哈尔市建二公司，做了两年的吊装工，又于1980年调到齐齐哈尔造纸厂(现为黑龙集团)，曾在造纸二车间当工人。1990年，一次工伤使付永贵不得不在家长期修养。后来他下岗了，他开始琢磨“干点啥”。十多年来，47岁的付永贵足迹踏遍了东北三省，行程7万余公里，收集了日军侵华罪证实物500多件。

　　生活报报道付永贵私人收集日军罪证品种之多，数量之大，均创该项目全国之最。8月15日，他精心布置的“侵华日军罪证展”，在“8·15”这个特殊的日子，在埋葬死亡侵华日军的忠灵塔原址(现齐齐哈尔市工人文化宫)与世人见面。

　　“七三一”惹急了我

　　1989年付永贵看了一场电影，这部名字叫《黑太阳七三一》的影片，让见识并不多的付永贵大吃一惊：“天底下竟有这般惨无人道的事！”付永贵开始关注有关侵华日军的信息。渐渐地，他萌发了收藏日本侵华罪证的念头。开始，付永贵收藏的只是一些不起眼的小物件，诸如，日军侵华遗弃的弹壳、刺刀、军刀、帽盔等，“侵略军真招人恨呐！后来，我越收集越有瘾，越收集越来劲，不收不行了。”付永贵朴实的话语，让人感觉不到他有一丝的功利目的。

　　被付永贵称之为“初级阶段”的收藏初期，他属于那种被业内所不齿的总想“白得”的“二流混子”———“这种人既收不到什么值钱东西，又不舍得花本钱去买，也谈不上有什么鉴赏能力，也就是说‘不识货’。”付永贵对自己处在萌芽时期的认识很深刻。

　　有一次，他在市郊一农家院子里看到了一个被当作鸡窝用的日军遗弃的炮弹箱，箱体上英文“JAPAN”和炮弹的型号、数字清晰可见。

　　“我馋得乱转，”付永贵说，“我见他家没人，院门也没关，就悄悄进去，拎起鸡窝就跑，可谁知道里面有只正在下蛋的母鸡被我惊得大叫，结果人家从屋里出来把我揪住好顿打。”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鼻青脸肿的付永贵回家借了15元钱将此物买下。

　　“在锻炼中成长起来”的他，对收藏物的鉴别能力快速提高，收藏物越来越多。“我越来越识货了，也舍得花钱了。”

　　为买日军罪证卖了老父的健身仪

　　1996年8月间，付永贵听朋友说在满洲里的一个地摊上看到有一本很老的日本地图，于是急急忙忙赶到了满洲里。可是一连找了三天，都没有地图的踪影。于是，他在地摊上到处打听，终于找到了那本《新选大地图》(日本株式会社)。其中记载了1931年到1941年的十年间，日本对我国资源的掠夺数字、“满洲”的移民分布和数字、我国的资源储备和可开采年限等重要史料。凭他收藏多年的经验，认定这是一本极具研究价值和收藏价值的藏品。

　　可是对方索价太高，他所有的钱还不足对方要价的零头。他不甘心，笨嘴拙舌的付永贵用他自己的表达方式说明白———他不是倒卖赚钱，也不是一般的收藏，而是要搞一个家庭日本侵华罪证展览馆，以达到警示国人，教育下一代的目的。在地摊上磨了三天，对方也被感动了，以2000元、两张字画等物作为条件完成了这笔交易。这是自收藏以来他第一次巨额投入，接下来就一发不可收。

　　1998年，他为了收藏“大满洲国纪念章”和“支那事变纪念章”，因为手头的钱不够，借又借不到，急得满嘴起大泡。并不宽裕的父亲终于“看不下眼”了，老人把自己治疗高血压的“健身仪”(当时售价4000元)交给儿子：“去吧！别瞎了你爸的心思……”3天后，付永贵从东宁县乐颠颠地把藏品搬回来，老父亲却“搬”进了医院。“我真内疚，到医院后我爸也没说我。”

　　老婆离了，孩子走了……

　　每月仅靠付永贵280元工资养家糊口的家如何经得起他这么“折腾”。除了父亲，全家没有人支持付永贵。

　　面积不足30平方米的小屋，床上地上摆满了死人穿过的战靴、杀过人的战刀、军马戴过的防毒面具；墙上挂满了日本人的军事地图、杀人照片，这还是个家吗？“不过日子”、“败家”、“不务正业”，这些骂名都指向了付永贵，他的“臭名”在亲友间无人不知。2000年9月，付永贵离婚了，“哪个女人都不愿意跟这样一个不顾家的男人生活，可是，看在孩子的份上，就凑合过吧……”在亲友的规劝声中妻子没有回头。离婚后，孩子归女方，债务归男方，付永贵每月付给女儿100元抚养费。

　　让付永贵感到时时内疚的是，这些年，他愧对了妻子、父母、孩子。“这些年，我欠家里人的太多，尤其欠我女儿的。”

　　付永贵反复提到一件至今使他内疚的事。女儿付慧影小学毕业考上了中学。学校离家差不多有5公里远，按理说应买一辆自行车，可他竟拿不出200元钱，女儿只好走着上下学，就这样走了两年，后来一位亲戚实在看不下去了，买了一辆自行车送给了孩子。

　　2002年深秋，为了追踪一件藏品，付永贵由吉林辗转到辽宁，可总是一无所获。一周的劳累，回来后他就一病不起，高烧三十九度多。此时他已囊中羞涩，身无分文。望着满屋堆放的藏品，想想自己连买药的钱都没有，付永贵落泪了，他第一次问自己：你究竟为了啥？

　　给多少钱也不能卖！

　　时光荏苒，付永贵和他的侵华日军罪证家庭展览馆在2002年9月被沈阳九一八纪念馆研究人员发现，付永贵声名远播。

　　在有关部门的支持下，付永贵开始带着他的这些证物走工厂，进学校，上机关，义务巡回展览。在一次巡回展览时，一个叫渡边尚的日本人看过后，把付永贵叫到僻静处。当他了解到这些展品都是他个人在民间收集的时，当即提出出资10万元人民币收购他的全部展品。渡边尚先生说这笔钱足够让付永贵生活得很好，付永贵表示无论多少钱也不能卖。渡边尚不解地问他为什么这么做？

　　“就为揭露你们在中国犯下的罪行！”付永贵说。在场的人被突然传来的一声大喊吓了一跳，弄明事因后大家对他报以热烈的掌声。付永贵得意地咧嘴笑了。

　　“渡边尚的脸刷地红了。为了挽回面子，他向我竖起了大拇指，并在签名簿上工工整整签上了‘日本国，渡边尚’。”付永贵说，在场的人又对渡边尚报以掌声。十多年来，付永贵的足迹遍布了东三省日军侵华时期的每一个要塞和驻地，全部行程超过7万余公里。他花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用掉了每月微薄的工资，筑起了高高的债台，可他仍四处奔波。

　　2002年7月15日，齐齐哈尔市市委书记杨信、副市长张志良得知付永贵的事迹，到付永贵的家中看望了他并参观了展览。付永贵当场表示，他要把所有藏品，全部无偿捐献给国家。两位领导看到整理有序的大批藏品很感动，分别在签名簿上签了名。

　　市委书记杨信说：“我代表560万齐齐哈尔市人民和那些屈死的无辜中国百姓谢谢你！你收集的不仅仅是日本侵华的罪证，同时也是历史留给我们教育国人的一笔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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