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市市容环卫局制定的《关于开放广州市公共场所、服务单位内设公厕的通告》不日将以法规形式公布施行，届时，路人尿急就可堂而皇之地直奔酒店厕所了。《通告》中提到的公共场所包括火车站、长途汽车客运站、公用码头、医院、证券交易所、加油站、宾馆、酒店、餐饮店、招待所、公园、文化场馆、体育场馆、游（娱）乐场所、商场、集贸市场等。8月14日《信息时报》

　　魏文彪

　　机关厕所也应开放

　　公共场所、服务单位内设公厕向路人开放确实有必要，个中原因无须赘言。这里只想问的是，路人“内急”可直奔酒店的厕所，那些沿街的机关、事业单位的厕所就不能对路人开放吗？

　　机关、事业单位是公共场所，同样也是为人服务的地方，为什么不能开放呢？在具体“操作”当中，如果“内急”的人离附近的某机关近些，那他们还必须舍近求远去寻找酒店的厕所吗？机关的为民服务性质与公共性色彩决定它应当比酒店、宾馆等多承担一些公共义务，而不应当恰恰相反。

　　沿街机关单位厕所对外开放会带来安全隐患，这样担心大可不必。按惯例进去是要登记证件的，真有什么事情发生也可以进行调查。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不要先入为主地认为凡进来的人必会干什么坏事。其实近来办事或如厕的人绝大多数都是普普通通的百姓，完全没有必要对他们进来搞什么“有罪推定”。注意安全没错，但也没有必要“防卫过度”、“草木皆兵”的。

　　酒店厕所对路人开放，沿街机关则不可，这表明在一些决策者心中，还存有机关地位高，机关应当“威严”一点、“高高在上”一些的意识。也正因为这样一种意识已“深入人心”，所以不少机关患上了“门难进、脸难看”的痼疾。有的机关“戒备森严”似“军事重地”，百姓甚至耗时长久而望其门不得入。有的机关的门卫自恃“庙大门高”，甚至染上了喜欢故意刁难上门百姓的流氓习性。前不久在陕西兴平市发生的市政府保安群殴78岁上访老人的恶性事件就是这种习性的极端表现。

　　机关是为公众提供服务的场所，而服务除指要做好本职工作外，还应包括在可能情形下，为公众提供各种生活便利。政府机关要号召社会各界奉献爱心，自己就应理所当然地带个好头。政府机关要想树立亲民形象，就应具有亲民意识，就应将自己放在与民平等的地位。

　　曹林

　　方便回归并非恩赐

　　如果该法规真能在执行中得到贯彻和推广，对尿急的路人真是一件莫大的好事，应该加以鼓与呼，不过笔者认为，这项法规的出台，不是政府苛求酒店对路人的一种恩赐，不是酒店公益性的无私奉献，而属于路人的正常权利回归。所以路人上酒店厕所时没必要怀什么感恩戴德和低声下气之心，因为在都市里无障碍地文明如厕，本来就是自己所属的一项权利。

　　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城市行为文明里有这样一个默契的基本公认前提：不准随地大小便。既然城市文明对路人提出了“不准随地大小便”的要求，那么，城市相关公共部门就要对路人“尿急”这种“天赋而不可禁绝的生理反应”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既然要求人家不能随地解决，你总得给人家一个方便的地方啊！从自然权利的契约论角度分析：进入你这个城市，就得尊重你城市的规范，放弃自己“随地大小便”自然权利，作为对称和回报，你这个城市必须满足路人不登大雅之堂的“排泄权”，那就是在城市设施中布置数量充足的、合理分布的、易于发现的公共厕所，让路人快乐地、轻松地、无障碍地“排泄”。

　　可是如今在许多城市，路人无障碍地“方便”这个基本的权利得不到充足公共厕所的支持，或者因为城市对建公厕的资金投入很少，或者是许多本来应该建公厕的地方建成了营利性质的酒店和旅馆。好了，本来应该建公厕的钱用来建了其他能营利的东西，本来应该建公厕的地方也被营业场所挤占了，路人“方便”何去何从呢？这时候政府出台“路人尿急可上酒店厕所”的法规对路人是一种补偿，一种对路人“在城市里体面地方便”这一应得权利的补偿。

　　对酒店来讲，这不算是对路人的恩赐，因为许多本应该修建公厕的地方现在建成了营利的酒店，好的，酒店靠这地方赚大钱了，路人不方便了，酒店就应该自觉地让自家的厕所给路人使用，这样算是对占用“公益性用地”的一种小小的补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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