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批非典住院病人明天出院(图)

http://www.sina.com.cn 2003年08月15日11:07 北京日报

本报记者李学梅通讯员陈明莲　　明天上午，在北京地坛医院有一个特殊的仪式，最后一批ＳＡＲＳ住院病人完全康复，将走出医院。这意味着北京最后一家ＳＡＲＳ医院也将退出非典定点医院的行列。

　　北京彻底告别了ＳＡＲＳ。

　　8月13日，本报记者再次走进地坛医院非典病房，或许是最后一次感受ＳＡＲＳ病房这一非常时期的非常产物。

　　一样的病房，不一样的感受

　　这次进地坛医院，我们有些找不着感觉。

　　没有了黄色的警戒线，也没有保安在门口盘查，现在的地坛医院大门口车辆自由出入。

　　午后的地坛医院显得格外宁静。

　　穿过地坛医院那条200多米的阳光走廊，我们终于走到了唯一收治ＳＡＲＳ病人的ＩＣＵ。我们非常轻松地进入非典病房，就像采访任何一家综合医院的病房一样。

　　按响了病房门口墙上的门铃，来开门的护士没戴口罩，让我一下子看清了她的全貌，这与我记忆中ＳＡＲＳ病房里医护人员“全副武装”的印象是那样的不符。

　　护士走上来，递给我们一人一件隔离衣、一个帽子和一双鞋套，最后才递过来了一只纱布口罩，嘱咐我们：“你们如果愿意戴可以戴。”摄影记者手中的相机也没有做任何处理，我们就穿着这身比想像中简单得多的“行头”，获准穿梭在整个病区。

　　我迅速地将眼前这一切跟记忆里一百天前的那次采访做着对比。

　　当时也是在地坛医院的ＳＡＲＳ病房，我被拦在病区门外，首先被要求戴上一个16层厚的纱布口罩，穿上一层连体防护服，再戴上一层橡皮手套，防护服的袖子要塞在手套里面，除此之外还要戴上两层罩得住耳朵的帽子，最后又套上三层鞋套。那时，镜中的我外露的只有一双眼睛。

　　如此这般“全副武装”，却只被允许在没有病人的半污染区活动，要想进入病人的病房，还得再套上一层隔离衣，手上又加上一层手套，又加了一个“小猪嘴儿”般的口罩，最后再扣上一个护目镜。细心的护士长还额外又给我的鞋加套了两层鞋套。就连我手中的相机也被用塑料袋和胶条紧紧裹住，只在镜头伸缩的地方抠出一个小孔。

　　当时的我已完全隐去了本来面目，就连声音也因两层口罩的阻隔而变得遥远和陌生。所有进到病房的人，只能通过身高和护目镜后面的眼睛来判断彼此。鼻子基本上已经失去了呼吸功能，得要下意识地张开嘴大喘气，就像水中的鱼。因为用嘴呼吸，雾气很快蒙住了护目镜，遮住了视线，继而变成了水珠，在封闭的护目镜中游走。

　　那时候是5月初，北京的疫情仍然让人揪心。

　　一百天后，即使是在ＳＡＲＳ病房中，那种让许多北京人感觉透不过气来的紧张氛围也已经荡然无存。

　　护士长刘小冬走上前来。一百天前，也是在ＳＡＲＳ病房里，我采访过她。这次她没戴口罩，我第一次看到了她没有遮拦的笑容，像阳光一样灿烂。

　　在护士站，我看到墙上贴着护理部几天前下发的通知，“进病房戴白帽，棉口罩各一个，穿白大衣，不用戴手套和鞋套。”刘小东告诉我，她们已接到通知，说医护人员进病房连口罩都不用戴了。而且护士也由一日四班倒恢复为三班倒，和过去完全一样了。这样一来，现在病区里的24位护士又可以有11位提前离开ＳＡＲＳ病区。

　　或许是怕记者不放心，刘小冬说：“这些病人早就没有传染性了。从8月6日开始，我们已经像过去一样下班回家，不需要与家人隔离了。”

　　最后的ＳＡＲＳ病区是一个大家庭

　　穿过长长的走廊，透过病房的双层玻璃窗，记者看到病房里面的7位病人有的躺在床上听收音机，有的在看电视，有三个病人凑在一起打牌，还有的在走廊里的小椅子上晒太阳。没有一个人戴口罩，每人脸上的表情都很平静，感觉不到半点紧张的气氛。

　　见到患者卢女士的时候，她刚刚午睡起来，正在走廊上伸展手臂做着康复训练。她看上去气色不错。

　　卢女士是一名医务人员，4月23日在工作中感染上ＳＡＲＳ。她告诉记者，“最后的ＳＡＲＳ病区，就像一个大家庭，无论是医护人员和患者，还是患者和患者之间，相处得就像一家人。”

　　对于这一点，卢女士是深有体会的。8月2日是她最难忘的一天，那天是她45岁生日，也是她挣脱ＳＡＲＳ病魔迎来新生后的第一个生日。内向的她谁也没告诉，她不想惊动大家。没想到，一大早，病友们就聚到了她的病房，一会儿，医生护士们来了，医院的党委书记也来了。鲜花、蛋糕、蜡烛、西瓜、长寿面，小桌上都快摆不下了。卢女士还没反应过来，《生日快乐》的音乐响了。

　　原来，同病房的病友非常有心，早就知道这一天是卢女士的生日，开始悄悄为她做准备。后来，医生护士们听说了，也加入进来。与非典搏斗得那么苦，坚强的卢女士都没有落泪，但那天，这个特殊的生日让她生病后第一次哭了。

　　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了十几天，但现在提起来，卢女士还是非常激动，一激动，她还是会有些气喘。

　　或许是在同一个战壕里战斗得久了，最后的这批ＳＡＲＳ病人之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当天上午刚有两位病友出院，大家含着眼泪把他们送到病区门口。卢女士说：“也真怪，我们刚来时大家都盼着早点儿出院，现在要走了还真有点儿舍不得。”

　　记者知道，6月24日他们刚转到地坛医院时，许多人的情况并不乐观。当时，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宣布对北京“双解除”，地坛医院成为北京唯一一家收治非典病人的指定医院。当时，全市还有20位非典病人，需要陆续从宣武医院、中日医院、小汤山医院、胸科医院转入地坛医院。

　　此前，地坛医院利用病人减少的空隙，对病人进行了集中，对原ＩＣＵ、八病区、妇产科病房、手术室进行了装修改造，为最后一批非典病人提供了中央监护、中心供氧、室内负压的病房条件。先进的Ｐ3病理解剖室、ＣＴ检查室也在此时投入使用。医护人员还利用休整时间到北京协和医院进修重症监护。

　　这些病人刚转来时，心理依赖强，生活态度不积极，不相信自己会痊愈。这时医护人员就成了他们的心理医生和亲人。

　　见记者来采访，好几位患者都聚到记者身边。

　　病人周女士抢先说：这里的饭菜真不错，每个人想吃什么都能点，一样的豆腐能炒出好几个花样儿来。那天早上我突然想喝豆浆、吃油条了，医院后勤的工作人员现从永和豆浆买来送到我床边。我一直贫血，前几天一量血色素，从8克长到了11．5克，打破自己的纪录了。

　　何女士是一位河北病人，有些腼腆。她告诉记者明天就要出院了，护士长看她连衣服都没有，马上上街给她买来一身衣服，让她打扮得漂漂亮亮地回家。

　　55岁的张女士暂时还离不开氧气，但体力已经在一点点恢复，已能下地走两步了。见记者戴着口罩，她说：“我们已经不是非典病人了。”她对明天充满信心：“最困难的时候我们都挺过去了，现在已经胜利在望了，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您说是不是？”

　　最后一批患者要出院了，护士们替他们做着出院前的准备。走廊最西头的那间病房空着，里面亮着紫外线灯。原来，这是医院为第二天就办出院手续的两位患者消毒随身物品呢。

　　“虽然不相识，但我叫你一声妈妈”

　　走进小孙的病房，简直不敢相信这是一间病房。墙上贴着美国ＮＢＡ马刺队的大幅海报，窗台上有个大鱼缸，里面几条大的黑玛丽鱼三天前刚刚当了爸爸妈妈，带着十七个小宝宝在缸里快活地游着。墙上挂着同学们送来的五颜六色的千纸鹤，抽屉里装着羽·泉、ＢＥＹＯＮＤ和伍佰的ＣＤ。

　　小孙没在，病友说他不知追着哪个“干妈”打游戏机呢。刘小冬去叫他，这个19岁的大男孩第一次看到护士长摘了口罩的样子，脸腾地红了：“哟，干妈，第一次看见您的真面目，这么年轻呀，叫姐还差不多。”

　　说起来，这里面还有一段小故事。

　　小孙是北京某大学计算机系的大一学生。4月7日开始发烧，全家11口人染病。中间转过好几家医院，前后三次下了病危通知书。本来“海拔”一米八七、体重一百多公斤的大小伙子一度瘦得只剩八十公斤。

　　6月24日被转到地坛医院时，刚刚与死神擦身而过的小孙身体极度虚弱。这个19岁的大孩子第一次领教了病魔的厉害，他的情绪十分低落。当时他每天大小便都得在床上，小护士要为他擦洗身子，他本能地团起了身子，对医务人员说：“你们干脆把我抬出去算了，临死前我想见一见我妈妈……”

　　有一天，一位值班护士给小孙喂药，见他闷闷不乐，便逗他：“小伙子，想什么呢？”病中的小孙掩饰不住自己的脆弱，小声说：“我想我妈……”也是，自从生病，这个19岁的独生子已经三个月没见过自己的妈妈了。

　　那位护士马上说：“孩子，别难过，你妈这会儿不能进隔离区来看你，在这儿你就当我是你妈吧。”

　　“你就是我妈？！”小孙有点不相信地望着这个护士。

　　“那我可就真叫你妈了。”小孙的话音儿里有点挑衅的味道。

　　“行啊。”护士答应得挺痛快。

　　“妈——”

　　“哎——”

　　那天，甭管哪个护士进来，小孙都一律喊妈，每一位护士还都答应得痛快。

　　这“妈妈”可不白当，第二天一上班，一位“妈妈”就给小孙带来了爱吃的水果，第三天，又有一位“妈妈”给他送来本《ＳＡＲＳ幽默集》让他解闷儿。再过一天，换了一位“妈妈”为他理发刮胡子。后来，又有一位“妈妈”从家里给他带来健身环，督促他锻炼左手那三个已经不太听话的手指。

　　在“妈妈”们的关心下，小孙的心情一天比一天阳光，身体也一天天好起来。不发烧了，不用吸氧了，血象、肝肾功能也都正常了，现在连抗生素都可以不用了。

　　就要离开这里回家了，还真舍不得这些朝夕相处的“妈妈”。小伙子挺有心，前几天就让家里的妈妈把相机送进了医院，这几天抽空已和所有的医护人员都合过影了。他说：我要记住生命中这段特殊的经历。

　　学计算机专业的小孙在病房里也没有荒废学业，出院前他用笔记本电脑为医护人员做了一套幻灯片，那上面有他自己写的一首小诗——《护士颂》：

　　护士的爱大于恨／护士的假大于真／护士所欲渐渐化虚无／护士付出渐近无倦／她们习惯于奔波劳累／不再追逐美衣锦食合家团圆／她们习惯于夜晚的清风明月／生厌于灯红酒绿的繁华街道／她们使我习惯于歌声与微笑／她们使我习惯于生命的感动／我即将离她们远去／我愿折骨为笔／刺血为墨／好书写一生的承诺

　　“怎么样，写得不错吧？我是不是还有点文学细胞？”小伙子歪着头问我，眼里流露出大孩子般的调皮。

　　用对生命的永不放弃书写奇迹

　　就在众多媒体都聚焦地坛医院最后一个ＳＡＲＳ病房的时候，一度病情严重、住院时间最长的患者——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细菌室副主任王贺走出人民医院专门为他修建的隔离病区，13日下午搬入了医院的普通病房。

　　作为一名危重的ＳＡＲＳ患者，王贺用对生命的永不放弃书写着医学奇迹。

　　今年54岁的王贺是人民医院的副主任技师，因接触过ＳＡＲＳ患者的痰液，4月21日开始发烧，被送到医院发烧门诊检查，胸片右肺见到可疑阴影。两天后，他被转往北京地坛医院，确诊为ＳＡＲＳ。

　　在地坛医院，王贺一开始还能给家里打手机，后来就只能发短信了，短信越发越短，有时就一个字。4月28日，王贺的病情加重，5月1日，医生为他戴上了无创呼吸机。5月19日，王贺的病情再度恶化。医生为他做了气管切开，在此后两个月里，他一直靠有创呼吸机维持生命。肺部感染、严重败血症、严重低氧血症、张力性气胸、贫血、高血糖、高血压、水电解质紊乱……因为菌群失调而导致的腹泻一天有19次，而且神智障碍、肝功能损坏，心律失常，心动过速高达每分钟200次！最多的时候，王贺身上插满了管子：胸腔引流管、鼻饲管、静脉插管、气管插管、导尿管。

　　王贺的病情得到了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的高度关注。6月25日晚上8时许，王贺的妻子杨小燕接到市政府的一个电话，对方给了她一个电话号码，让她打过去。她打过去，对方说：“我是王岐山……”

　　杨小燕说：“我真没想到市领导会跟我这样一个普通的百姓通话，在百忙之中还关注着我家的事，真让人感动！要不是卫生部领导、北京市领导和各医院领导的重视，以及医护人员的舍身救护，王贺早就没了……”

　　妻子说，是这么多人的关心，让王贺捡了一条命；同事们则说，是王贺的坚强和对生命的执著让他重生——康复时做腿部力量锻炼，要用肌肉萎缩的腿脚“用力”蹬橡皮管，其实以王贺的体力，坐一会儿都很疲倦，但他每天都要咬牙坚持练两次。

　　据人民医院的大夫介绍，王贺于7月17日开始训练脱离呼吸机，六天后完全自主呼吸；从8月4日开始，饮食已接近于普通人，鸡蛋、米饭、馒头、水果、蔬菜和肉都能吃；医院为他安排了系统性功能锻炼，包括坐立、蹬腿、拉力、侧拉腿、抬臀、绷足等项目，经过10天的康复训练，王贺已能在床边坐、立一个小时以上。

　　“生命走廊”洒满阳光

　　8月13日上午，地坛医院召开了一个专家讨论会，来自卫生部、市非典办、市卫生局、北大医院、人民医院、市疾控中心等单位的专家，将全市最后一批非典住院病人的病例一个一个地讨论，专家一致认为，这些ＳＡＲＳ病人可以“摘帽儿”了，这些病人的抗体均呈阳性。几位康复者可以回家恢复一下体力再投入正常的工作和学习，还有几位伴有糖尿病、淋巴瘤的病人建议转至其它综合医院对症治疗。

　　会议结束时，每位专家的脸上都挂着轻松的笑容。据悉，地坛医院已将除了ＩＣＵ以外的其它病房进行了彻底的消毒，通过了有关部门的检测，还进行了粉刷装修，很快医院的门诊和病房就能恢复正常的医疗秩序。

　　采访结束时，又一次穿过那条著名的阳光走廊。

　　我们知道，只有康复患者才能从这里走出医院，才能享受到这里的阳光与空气，因此也有病人管它叫“生命走廊”。在地坛医院的这条走廊上，已经有300多位病人与亲人相拥。

　　阳光透过宽大的玻璃照进来，阳光走廊洒满阳光。

　　窗外的院子里，工人们正在进进出出地对病房进行粉刷和油漆，干得热火朝天。

　　明天，这里将翻开新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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