飘忽暧昧的身影，钞票和肉体的交易……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小姐”作为一种城市边缘性群体以一种最古老的方式又走进了人们的视野。我们谴责那些潜伏在阴暗污秽的角落里，贪慕虚荣、没有道德和廉耻的夜女郎。同时，我们不要忽略，她们也与我们一样，是活的生命。今天，我们试着撩起“小姐”群体面纱的一角，从孤立的个案和这个“边缘群落”的某些生活方式中，解读她们的罪恶、堕落、悲惨、痛苦、麻木背后的故事……

　　三陪女以生活的名义寻找黑暗

　　酒瓶爸爸带来的麻木青春姓名：小萍（化名）年龄：19岁进入收容教育所日期：2003年4月收容教育时间：6个月

　　记者见到小萍的时候，她正背对着门口，站在教导老师的办公室里，低头抽泣着。对面那位面容和蔼的女教导老师，边翻动着手中一件绣花毛衣，将几处跳线的地方一一指出来，边耐心地对她尽心地劝慰着。

　　“自从进来后，她父母一次也没来探望过。孩子小，一想起这事儿心里难免难过，动不动就委屈得流眼泪。这不，与其他人员有点小矛盾，她便跑到我这来哭鼻子。”看到记者进来，女教导老师解释道。

　　听说是报社记者来了，这个一般人在大街上，都会将她看作是一名普普通通的高中生的女孩，匆匆抹了把眼泪，说自己前几天刚写完一篇思念父母、渴望有个家的日记，并请求记者能听一听自己的故事——

　　我家住在内蒙农村。以前，我爸在老家做过买卖，靠收粮食和卖菜，日子过得还可以。后来，我爸在一次生意中赔了本，从此便不再有正经营生。我们一家四口的生活也逐步变得困难起来。也就是从那时起，我爸喜欢上喝酒，而且越喝越多，醉了就打我和我哥，说都是因为有了我俩，日子才开始变穷。

　　记得我六七岁大的时候，一个冬天的晚上，天上飘着大大的雪花，我爸让我出去找办事还没回家的妈妈。我没找到。回来后，我爸不由分说抄起旁边的一个大水壶朝我撇过来，我的头上当时就被砸起个大包。

　　我爸打起人来，我妈也拦不住。随着一天天长大，挨打对我来说成为家常便饭，我也因此经常遍体鳞伤的。有时，为了躲避我爸的打骂，我不敢回家，就在大街上漫无目的地走，夜里便在别人家的柴垛里睡一觉。

　　17岁那年，被爸爸的那次毒打，我一辈子也忘不了。那天中午，家里做的白菜炖排骨，着急吃饭的爸爸，让我烧水，我给忘了。结果，爸爸把我从2米高的墙上扯胳膊拎下来，摔到地上，穿着厚厚的皮鞋往我脸上踢。也就是在那天，我懂得了什么叫恨。后来，在外边帮人插秧的妈妈赶回来，把我送到医院，医生诊断我是左臂骨折，家里没有钱，1000多元的医疗费都是妈妈借的。

　　我从小挺喜欢读书的，还曾将自己写的文章往一些报刊杂志投寄过。上初中时，我的班主任很喜欢我，经常鼓励我好好读书，将来把我推荐进重点高中。可是我没能等到那一天，甚至连初中毕业证书都没领到。

　　初三下学期，同学们每人56元的采暖费都交了，班上只有我一个拖了好长时间，不能再不交了，妈妈又外出打工好几个月不回家，万般无奈下，我硬着头皮去找我爸。“我兜里边的钱还留着买酒喝呢。”我没想过向我家的亲戚去借钱，我知道我爸那样，他们都有点看不起我们。告别校园的当天，我心里特别遗憾，一遍一遍问自己：“为啥就我交不上呢？”

　　几年前，我们一家人搬到沈阳近郊居住。爸爸、妈妈继续帮人种地，哥哥没有工作，我一个人开始到处转悠想找点活干。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市内一家个人开的绣花厂里当绣花女。每月350元，每天工作12个小时，中午不休息，吃饭都是在机台上。

　　从挣第一笔钱开始，我每月交给爸爸200元钱。可即使这样，我还是换不来爸爸对我的笑脸。每次回家住上两天，爸爸一定撵我走，如果妈妈留我，爸爸就会说：“你留她，那你就跟她一起走吧。”我不想让我爸老是对我那样，我连做梦都想有个温暖和睦的家。

　　大概在绣花厂干了七八个月吧，我想到了干这行。于是，先找到一家饭店做服务员，每天端盘子，打扫卫生，管吃管住，每月300元。没过多久，这家饭店的“小姐”就跟我说：“你也干得了，挣钱挺多的。”

　　我还清楚地记得，我走入人生歧路的日子——去年的9月15日，也是我在这家饭店干服务员的第一个月零四天。当时，一个男人点名叫我过去，看到我很害怕的样子，老板急忙跑过来劝说：“你看，你家里也没有钱，当服务员一个月就那么点钱，你就干得了呗。”

　　对于自己最终禁不住物欲的诱惑，付出贞洁，过起出卖肉体和灵魂的行为，小萍表现得十分痛心疾首。“我很后悔，从做的第一天起就开始后悔一直到现在。”

　　一个人从呱呱落地的那一刻起，是爱在唤醒着人对自我生命的意识。缺失了爱，也就失去了对自我本能的尊重。在对这个心智尚未成熟的卖淫女的采访中，记者最大的感触是，社会、家庭应当为少女建立起更加强大的保护网，以避免少女因缺少关爱、温暖，产生破罐破摔的厌世心理，甚至滑向犯罪的深渊。

　　苦难是迷失的理由吗姓名：刘素芹（化名）年龄：36岁进入收容教育所日期：2003年4月被收容教育时间：6个月

　　整个采访过程中，刘素芹表现得有些敏感，每一次旁边的人说话声稍大或者电话铃响，她都会表情紧张地不时回头张望。我们家兄弟姐妹六个，我是老小。我5岁那年，父亲去世，妈妈一个人靠种地将我们几个孩子拉扯大。哥哥、姐姐和我一样，都没念过几年书。我18岁那年，母亲去世。好在哥哥、姐姐都对我不错，我便开始在他们几家轮流寄住。眼看着到了订亲的年龄，可我的条件不好，24岁那年，又患上了牛皮癣，全身都是，非常厉害，亲事就更不好定了。

　　30岁那年，通过治疗，牛皮癣已经基本痊愈的我，经人介绍认识了现在的丈夫。他比我小两岁，家境也非常困难。处了几个月，我俩在相互还不太了解的情况下，稀里糊涂地结了婚。真正在一起过日子时，我才发现，丈夫是个不务正业的人，什么也不好好干，还总去外边胡混。我们从结婚第一天起就吵架，这些年一直都是今儿分开、明儿分开的。

　　我们农村也有酒店，一些人也时兴找“小姐”。有一次，丈夫回家写给我一张字条，说他借给一个“小姐”400块钱，人家现在不认账，让我去替他要。

　　其实，在这之前，我就察觉到他找“小姐”。我问他，他伸手就打我。我气得到哥哥家住。可毕竟是结了婚的人，过了一段时间，我又回到我和丈夫每月花30块钱租的小屋。

　　结婚一年后，我生了女儿。做月子时，根本看不到丈夫的人影，没有人照顾我，十多天，我就自己下地洗洗涮涮。孩子三岁时，有一天，我发现孩子头发掉了一小块，到卫生所一检查，大夫说可能是“硬皮病”，我也没太在意。去年春天，孩子眼眉又突然掉了一块，我原先以为孩子是在哪儿玩磕破了皮，直到逐渐往额头和脑袋上发展，并且出现肌肉萎缩，我才知道孩子的病严重了。我一个人带着孩子四处去看医生，听说哪里能治就去哪儿。钱都是跟亲戚借的，到现在已经花了两万多块钱。可我觉得谁过日子都挺难的，我哪能老让别人帮我。

　　今年4月份，我带孩子来沈阳看病，并经常到一家医院给孩子开药。一天，我在那条路上遇到一个50多岁的男人，他说他可以帮我找工作，让我跟他走，就这样……

　　刘素芹陷入了沉默。看来，每个卖淫女都清楚自己所做的事情是不光彩的，虽然她们由于自身条件的不同，在实际获利上差距甚大，但谋生的需要，使生活过得更好的欲求却是一样的。但苦难是迷失的全部理由吗?

　　懵懂中走上不归路姓名：赵小胖（化名）年龄：15岁进入收容教育所日期：2003年5月收容教育时间：6个月

　　这位出生在辽南某个小山村的女孩子，看上去身材高大结实。年仅15岁的她，是在这个收容教育所里接受教育的三陪女中，目前年龄最小的一个。“因为我小，这里的教导老师们对我都很照顾。”如果不是亲耳听见，记者很难想像出在这张稚嫩的面孔后面，竟有一段害己也令其家人悲愤不已的经历。

　　我读到小学5年级就不念了，也不为什么，就是我长得有点胖，班上有几个调皮的男生总是嘲笑我，愿意拿我开玩笑。我告诉父母我不想再念书时，父母不同意。我妈妈劝我说：“念书，我们乡下人才有出路，不上学，将来你肯定要后悔的。”我们家就我一个女儿，从小父母对我都挺宠惯，所以我脾气有些倔，见到我坚持不肯再去学校，父母也拿我没办法。

　　辍学后，我一直在家闲呆着。第一次外出打工，是跟邻居去一个小镇的纺织厂。当时，我妈不想让我去，说我太小，干不了。我根本听不进去，拿了100块钱就走了。刚开始是学徒工，每月二三百块钱。还没做上10天，我就回家了。我不敢独立干活，怕把裤子做坏了，人家让我赔。

　　第二份工作，是去年到市里的一个羊汤馆当服务员。工资400块钱，加上卖啤酒的提成，一个月也能挣到七八百块钱。妈妈依然反对我去，说怕我学坏。我不但再次违背了妈妈的意思，反而对这份工作挺满意的，想长久干下去。可只挣了一个月钱，老板因为饭店效益不好，把我解雇了。我不甘心，又连续找了好几家饭店，可人家都因为我太胖，体形不好看，不愿意要。眼看着身上的钱花得差不多了，我只好回到家里。

　　两年前，我们村里建了个大农贸市场。看到周围村的人都上这里买东西，父母也琢磨着像村里其他人家那样，在大市场买个摊位卖肉。跟亲戚朋友借了一些钱，交了首付款，并答应大市场的经理会将余下的欠款尽快还清后，父母一边进市场卖肉挣钱，一边还债。可我们家的生意一直不好，眼看着钱挣不来，要债的却越催越紧，妈妈愁得不得了，整宿整宿睡不着觉。为了躲要钱的人，去年春节，我们一家人都是在一位亲属家过的。父母连摊位也不太敢出了，肉店老是空着。

　　去年，我回家后，帮着卖了一段时间肉。有一回，我为了省电，拔掉冰柜插销，结果，里面的肉经过一冻一化都变了颜色，看到家里因为我的过失赔了很多钱，我心里难过极了。紧接着，大市场的经理说，如果我们家再还不上钱的话，他们就要到法院起诉。我妈一听吓坏了，精神从那时开始变得不大好。我爸领她到县上的医院去看过，也没治好，现在就是靠?砸恍┲瘟凭�神分裂方面的药维持着�?

　　生意没法做下去，我爸就去附近一间镁砂场去烧锅炉。按理说，淡季三四百块钱、旺季七八百块钱的收入也不算少，可那儿总压工资，有时半年才开一回，而且在那干的时间一长，我发现我爸的头发、眉毛都有些变黄了。

　　又在家住了一段时间，我给以前在羊汤馆认识的一个服务员打电话，她比我大三岁，也是农村姑娘，当时人在沈阳。“你过来吧，我帮你找工作。”其实在电话里，我就猜出她可能是做那一行的。我觉得好奇、新鲜，想出来开开眼界。

　　如果照实说，父母是说死都不会让我去的。我就挑我爸上班不在家的时候，求我妈，说我要去北京当服务员，那里的朋友已经帮我联系好了。“那儿离家太远，多长时间才能回来一次呀！”起初，我妈不同意，但架不住我不断地哀求，勉强点头。今年初，我带着200块钱来到沈阳。

　　我的那位朋友去车站接的我，然后把我领到她租的住处住了一个月。她不太在家，也没给我房门钥匙，我不敢出门，整天呆在家里。她说我太胖了，让我控制食欲，减肥。眼看着一个月过去了，工作还没有着落，我有点着急，催她。“坐台，能挺赚钱的。有时一天就二三百。”我一寻思，反正早晚也是走这一步，便立刻同意了。

　　没几天，她把我介绍到一家足疗店。第一次，人家给了我100块钱，扣除老板提成的30元，自己还剩70元。干了没几天，我就不想干了。我们那的“小姐”个个都长得挺好看，还会说，每天看着人家一千几百地查钱，而我一是怕得病，二是形象差，没挣到钱。有一次，我还听到那些“小姐”在背后嘲笑我，“你不是想挣钱吗，管那么多干吗?”听了我那位朋友的一番教导，我又继续干下来，直至5月15日进了收容教育所。

　　我在收容教育所第一次给我姥家打电话是晚上五六点钟的时候，我姥家离我家不远，我知道这个时间，我妈一般都会在那。“你在哪？妈都想死你了！”这是我到沈阳后，第一次听到我妈的声音，我哭着说：“我进去了。”“进哪去了？”“我被判了6个月。”“什么事？”“当小姐。”“你咋能做这种事呢？”我记不清自己后来都说了些什么，怎么撂的电话。几天后，我爸一个人来看我，给我送来两千块钱，“你妈病了，挺严重。”爸爸的话，让我流下了悔恨的泪。今年我临离开家时，我妈的病本来已有些好转，肯定是我又把她气坏的。这段时间，我往家打过几回电话，我妈一直没接。每次都是我姥告诉我：“你妈挺好的，回家了。”

　　说起妈妈，赵小胖的眼里噙满泪水。无知和抵制不住金钱的诱惑，让还未成年的她，走上了卖淫这条路。作为一名性罪错者，赵小胖还处于半儿童半成人、半独立半依赖、半逆反半顺从、半开放半锁闭的状态，而对她而言，有时天堂和地狱只在一念之间。

　　“小姐”的确给社会造成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采访中，一位在收教所工作过多年，并对卖淫现象进行过分析和研究的老教导员对记者说，“如果要将这些人分类的话，在我看来，不外乎有三种，一种是追求舒适享乐型，一种是家境贫苦型，再有一种就是情感受挫型。社会转型期，金钱和物质对人产生了巨大的威力和诱惑——有钱可以过好日子，有钱可以不用再付辛苦……钱固然重要，但做人，自由和尊严更重要。”本报记者　王惠颖文并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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