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中国流行着这样一句民谚：衙门八字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它反映了普通百姓眼中的审判制度———有钱有势者才真正享有打官司的资格（资本），当然也能够最大限度地获得法律的保护。对于穷人，即使历经千辛万苦将一纸讼状递进公堂，欲借公平审判谋求正义仍难于登天。正因为如此，拦轿喊冤构成了中国法制史中一道奇特的风景；包青天的故事在一代又一代人口中传颂，浓缩为中国人心目中公正的样板。

　　国外亦如此。狄更斯的小说《匹克威克外传》中，巴德尔太太虽然打赢了官司，却因为交不起诉讼费而被投进了监狱，最后是被告———匹克威克先生替她交了诉讼费才重获自由，作为交换条件，她只得放弃胜诉应得的赔偿。而大仲马笔下被诬陷入狱的穷水手爱德蒙·唐太斯，如果不是凭借着偶然获得的巨大财富而摇身一变成了“基督山伯爵”，一无所有的他要向诬陷者和徇私枉法者讨还公道，简直是不可想象的。

　　穷人因其贫弱无助、地位低下而更易遭受欺凌，当然也是最需要司法主持正义、维护利益的人群，然而他们却往往因为支付不起高昂的诉讼费、律师费，不得不选择忍气吞声；而一旦他们被怀疑犯了什么罪，由于请不起精通法律的专业人士为其辩护，也可能得不到公正的判决。穷人的悲惨境遇令人同情，于是15世纪末英国社会开始有了针对穷人的法律救济———这仅仅是一种慈善行为。既然是施恩式的救济，接受者除了感激涕零之外是无权要求什么的；而既然是自发性的救济，也自然不可能惠及所有弱势人群。

　　法律援助之成为一项法定权利，是以人权、平等、博爱等观念逐渐获得社会认同为前提的：既然人人“生而平等”，那么基于贫富差距在获得司法保护上的不平等就是不合理的；而如果连诉权的平等都做不到，那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就只能沦为空泛的口号。当然，社会学家考虑更多的恐怕还有：如果弱势人群的合法权益无法经由公正审判途径获得保障，他们就很难感受到法律的价值，从而就不能自觉遵奉法律，甚至会完全弃绝法律。而如果一些普通民众倾向于用极端方式解决纠纷，那无疑会给社会带来巨大的危机与灾难，法律的统治也便失去了社会基础。因而法治政府有责任通过对弱势人群的经济扶助，使每一个人都能够不受财力制约地向司法寻求正义。

　　英国第一个《法律援助法》通过47年之后的1994年，“法律援助”作为新名词登陆中国。尽管司法部辖下的2642个法律援助机构已经有了8899名专职法律援助人员，尽管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社团组织以及不少法律院校，也都不同程度地向社会弱势人群提供着法律帮助，然而每年仍有四分之三以上的法律援助案件被悬置，几十万当事人徘徊在政府信访办与法院传达室之间。考虑到以城市贫困人群（包括下岗失业人员）、农民工、乡村极端贫困人口为主体弱势人群的潜在法律需求，国家财政每年拨付的法律援助经费，也是微乎其微的。

　　我们正致力于构建一个法治社会，而保障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能够平等地获得司法保护，是其题内应有之义。法律援助发展的历史表明，如果没有政府真正投入财力、人力与政策，法律援助始终只能停留在低水平的善心救助，而无法成为构筑社会公正、稳定的制度基石。所以，将法律援助明确规定为政府责任的《法律援助条例》，虽然只是一个法规，仍值得引起重视。

　　（来源：□马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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