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张 良

　　五年一次的政府换届，总是能给我们提供观察政策变化的最佳时机。所以，当今年初从中央到地方的各路高官纷纷履新时，我们和所有的民众、企业、媒体、外国投资者、社会观察家等一样，在静静等待着新的政策图景的展开。突如其来的SARS将这一过程推迟了，但并没有改变在中国政治和经济高度结合的特殊国情。

　　现在，是官员们正式亮出他们的宏伟大计的时候了。

　　作为中国经济的领头羊，上海、北京和广州一向是大家关注的焦点。他们的举措总是带有浓厚的指标意义。同时，他们之间或明或暗的较量也一向是区域竞争中最受关注的看点。让人意外的是，在新的战略规划中，制造业（主要是传统制造业）重新回归最重要的位置。

　　上海的新目标是：从建设 “四大中心”（经济、金融、贸易、航运）转变为建设制造业最具竞争力的国际大都市。

　　北京的口号则是：重整北京制造，全面振兴现代制造业。

　　而广州在制造业的发力其实更早。在上一届政府已将经济发展的重心从房地产等转向汽车制造、电子通讯和石油化工这三大支柱的基础上，新一届市政府又增加了四大产业，全力打造临港工业基地。

　　8月初，温家宝总理在东北的考察将这一轮制造业热推向了高潮。作为与西部大开发同等重要的新国策，全面改造东北老工业基地，造就中国经济增长第四极已成为中央政府推动经济的重中之重。

　　在民营和三资企业一次次掀起的“中国制造”的浪潮中，中央政府和一些核心地方政府终于按捺不住地要全力参与了。在响彻全球的“中国制造”的交响乐中，他们正准备合奏出最响亮的一个音符。

　　这种选择既有推动产业升级的理性思考，也有在GDP增长、就业和税收压力之下的形势所迫， 还有其他区域经济或正面或负面的示范效应。

　　香港和新加坡在金融风暴后不同的经济处境，先让广州，后让上海意识到大都市在产业空洞化的基础上发展第三产业，结局将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北京调整经济战略，也是充分认识到“要支撑这样一个拥有1000多万人口的特大城市的生存与发展，北京就需要有一定的、适当的工业经济总量，才能解决好城市发展和就业问题”。

　　此外，如同苏州之于上海，珠三角“四小虎”之于广州，在大都市周围的一批地级，甚至县级城市依靠制造业在经济上的突飞猛进，对于大都市市长们已构成相当的思维冲击，让他们不得不重新认识制造业在当前阶段的价值。

　　对于正在全球征战的“中国制造”，中央以及核心地方政府的大力参与能充分发挥大都市的资金、科研、信息、法律、人才等服务优势，有效提升制造业技术水准和产业层次，为“中国制造”在未来越来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助一臂之力。这是务实的转变。在从时髦的第三产业和新经济迷雾中转向基础制造，经济基础将更加稳固，就业也会更加充分。

　　不过，在这一轮由强势政府引导的制造业高潮中，我们也需谨慎使用政府的有形之手。无论是招商引资还是直接参与投资，强势政府所能调动的资源及对产业布局控制的能力都是一把双刃剑。虽然还不至于“像一头公牛闯进了瓷器店”，但对市场环境和资源平衡的小心呵护应是政府职能的题中之意。何况，历史已经证明，在市场经济的游戏中，政府并不是一个合格的玩家，政策也从来没有万能的作用。

　　民营和三资企业自下而上的投资推动成就了“中国制造”的坚实根基，现在，中央和地方核心政府则在进行自上而下的政策提升。只有掌握好节奏，在这曲大合唱中，这个最响亮的音符才不会成为“中国制造”的杂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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