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锦麟（香港）

　　三次回归，不同遭遇

　　多少年前，笔者在持续关注1997年前后的香港局势，曾对香港是否能够顺利回归，以及一国两制构想在香港的付诸实践，有过若干属于书生之见的忡忡忧心。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之下，这种杞人之忧似乎还有一点情有可原。理由是：

　　由中央政府收回被外国列强割占的殖民地，并对其实行与母体不尽相同或者迥异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先后有过三次机会：一是1945年，日本战败，台湾结束50年的殖民统治，重新回归祖国怀抱，国民政府接收台湾之后，对台湾实行了有别于大陆的行政管理制度，设立了行政长官和行政长官公署，设定了建立“三民主义模范省”的愿景目标；二是1997年，经过13年漫长的过渡期，香港结束165年的殖民统治，主权回归中国，中国政府履行1984年中英有关香港问题联合声明的承诺，按照基本法的规定，在香港实施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三是1999年，澳门告别葡萄牙300多年的殖民统治，回归祖国，一国两制构想在澳门付诸实施。

　　正如众所周知，第一次的殖民地回归遭遇了重大挫败，不到两年时间，台湾爆发了震惊中外的“2·28事变”，国民政府对台湾实行特殊的治理方式和实践过程戛然中止，时至今日，这一道历史的阴影仍然深深地影响着台湾内部的政治生态和冲击着两岸关系的统独意识形态的分野和区隔。

　　母体政治、经济和文化和子体之间明显的差距以及双方在社会各方面发展的相对落后，加上母体已经病入膏肓的贪污腐败，和内战的爆发以及主政者逐渐失去民心，包括对回归之初的台湾经济的疯狂剥夺，以及陈仪治下的台湾行政长官公署施政的诸多缺失和失误，均是台湾“2·28事变”发生的直接间接刺激因素。自1949年之后至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共产党并没有成功经营现代化城市的经验累积。而香港、澳门的一国两制实践，在此之前也没有成功的借鉴经验，加上极左路线和思潮在大陆仍然存有痕迹和后遗影响，外界对中国政府能否履行自己对香港人和国际社会的承诺心存疑虑，似乎也可以得到自圆其说的理据。

　　风浪中中央恪守原则

　　第一次回归遭受的挫败，已成为永远的历史戒惕。香港、澳门回归的历史背景，和当年台湾光复截然不同，祖国大陆改革开放获得跨越式的进步和突飞猛进的发展，香港、澳门地区民众经过十多年的过渡期的调适，多数人接受平稳过渡顺利回归的现实，对祖国的认同和一国两制的接受程度超过预期，港澳地区经济和内地的互动联系日趋紧密，彼此互不可分。回归之后，北京严格控制大陆官员来港，港澳地区的中央政府联络办公室的权限也因此受到更多的限制，驻军法被严格予以执行，使得驻港和驻澳解放军更多的只是成为主权的一种象征。诸多迹象显见，北京领导人充分吸取历史的教训，难能可贵地向国际社会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忠实履行国际契约和确保一国两制在香港、澳门实践的诚意，这一点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和正面肯定。

　　香港回归六年来所有的遭遇，恰恰应验了“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先必劳其筋骨，苦其心志，饿其体肤……”的哲理贤言。亚洲金融风暴致使香港泡沫经济提前引爆，港人深切感受到经济结构转型期的所有痛楚。香港在政治上的回归，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顺景，港人对祖国的认同感与回归之前相比已现明显提升，一国两制实践经受了来自政治上和经济上，以及来自国际间和其它方面的诸多考验。但是，香港经济却遭遇到前所未有的逆境，这种逆境以及随之而来的负面影响，至今还没有完全消褪。由23条立法引发的社会争议，尽管出现了7月初数十万人的集会游行，但希望香港社会安定，希望特区政府彻底改善施政作风，更多倾听民意，切实搞好经济仍占据社会民意的主流脉动。让外界刮目相看的并不只是特区政府迅速吸取教训，接纳民意的积极面对态度，而是北京的中央政府无意直接介入和插手香港事务，继续恪守基本法的规定，尊重特区政府施政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针，人们还注意到，香港特区政府主要领导人从过往六年的施政过程中，对“天下最忧者民穷，天下最惧者民怨”的说法，也有了香港角度的切身感受。

　　香港具备抑制动乱的基本条件

　　从表面看，香港回归六年来累积的诸多社会政治、经济矛盾，似乎浮现出类似当年台湾发生“2·28事变”的若干主要诱因。但从更深层的角度分析，香港之所以能够继续维持相对平稳的社会秩序，不至于出现一些敌对势力所孜孜以求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层面的不稳定，甚至自发的或者幕后策动的政治动乱，是因为今时今日的香港具备有不至于出现重大社会动乱的基本条件：

　　首先，中国大陆自身的变化发展，综合国力的迅速增强，增加了中央政府对实施一国两制实践的自信心。过往的六年，北京严格信守对国际社会的承诺，恪守一国两制和基本法，对香港政治、经济情势的变化发展始终采取高度重视，积极扶持，大力协助的态度，并且采取一切有效的措施，将可能发生的大陆各级政府试图影响和插手香港事务的可能机率降至最小。

　　其次，香港经济和大陆经济的整合，在回归之前已形成了相当密切的规模。港资在大陆外资占有名列榜首的位置，珠三角地区和香港的“前店后厂”模式，经已搭建两地经贸互动争取双赢的平台，这个平台亦因粤港经贸整合的进一步加强得以更为宽广的效益延伸。港人和内地的往来频密，对大陆政治逐步清明，经济加速开放以及所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港人对祖国的认同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他们对特区政府施政缺失不满的宣泄方式和宣泄程度，也因此将可能导致香港出现重大社会动乱的可能机率缩小到极小的范围。

　　再次，香港是一个国际经济大都会城市，几乎所有西方强国和经济体都在香港拥有庞大的商业投资利益。与此同时，香港也一直被视为是国际反华势力企图影响和颠覆大陆的基地，诚如一些海外华文媒体的评论指出，美国已经取代英国成为影响香港政治、经济情势发展走向的国际因素的“龙头老大”。国际政经势力希望借助香港内部的政治势力牵制和影响特区政府施政作为和北京的香港政策，但基于更长远的战略考虑，一些西方国家的政治领袖和商界代表仍然和香港激进的民主派人士保持距离，也不希望他们将香港搞乱。毕竟一个持续动荡不安的香港，将使得这些国家在香港庞大的商业利益和其它政治利益受到实时的损失。这种敏感而微妙的国际政经因素，某种程度上也限制了香港出现类似台湾“2·28事变”的若干重要诱因。

　　最后，也是值得一提的是，尽管7月初香港中产阶层走上街头，但是，香港中产阶层和台湾当时以及80年代以降的中产阶层的政治养成过程和特质是不一样的。香港中产阶层虽然在经济结构性转型过程中首当其冲，但受到西方民主政治游戏规则的影响和熏陶较深，赞成采取激烈的街头抗议形式的并不占多数，和平、理性、守法、在法律允许范围内表达公民意见依然是主要的宣泄方式。香港在经受诸多政治、经济考验之后，仍然成为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系，香港政府运作并未受到若干高层官员人事变动的影响，社会整体运作依然有序如常，应该也是明证。

　　香港民主政治的瓶颈

　　一国两制构想的科学性和在香港、澳门地区的适用性，已经获得实践和时间的检验。香港当务之急和主要矛盾是尽快振兴经济，经济议题的重要性目前大于政治议题。但如何进一步提高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水平，如何积极面对而不是刻意回避一国两制条件之下，香港的民主政治发展的趋势和港人民主意识逐渐提升，参政议政觉悟迅速苏醒的客观现实，也是北京决策高层以及特区政府必须思考的重大问题。

　　稍早前，曾经和一位资深的海外政治观察家交换过对港台政治生态环境异同的看法。友人以为，在华人地区施行民主政治，香港是最合适的地区。一般的概念是，推行政党政治，必须具备五个基本条件：法治、人民素质、舆论开放、政党竞争、司法独立。这五种条件，台湾其实并不具备，台湾缺少完善的司法制度，司法也谈不上独立，但香港却具备了上述的要素。一国两制实践，必须依赖于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港人治港的水平不是凭空而来，需要创造一个参与政治的氛围，也需要因势利导的养成环境。否则的话，高度自治很难达致主观预期的要求，港人治港也可能持续表现出一种低度发展的水准，而这种低度发展的水准，无法确保一国两制在香港实践过程的顺利，仍然会遭遇到过往六年多香港政治发展的各种瓶颈。无法突破这种瓶颈，就无法使香港的一国两制实践产生对台湾具有实质意义的“垂范”。

　　经过20多年来改革开放的实践，北京领导人在处理和面对国际和国内各种重大的政治、经济危机和考验，都表现出一种难能可贵的临危不惧和充满自信。一国两制既然毫无借鉴的经验，就需要不断进行探索和总结。在香港一国两制实践问题上，北京应该表现出更多的自信，这种自信目前似乎是不可或缺的。换句话说，北京必须更自信地面对香港的一国两制实践，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需要民主政治的熏陶和养成，主动、积极引导香港的民主政治发展，避免使得这种趋势被敌对势力所利用，即使不是香港问题的当务之急，至少应该引起有关参与决策部门和人士的思考。

　　（本文作者为凤凰卫视时事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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