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风窗：士绅吴仁宝和他的接班人(下)

　　本刊主笔 章敬平

　　发自南京

　　引言：评论吴仁宝是一件困难的事，尽管他已交出了权力之棒。如果硬要评价他，那么，这个时读时辍念了三年私塾的农民，更像一个近代江南士绅。吴仁宝的个人历史，有两个时代，他的第二个时代不仅极大地暗合了一个近代士绅的路，还诠释了具农民企业家特质的农村社区领袖走向前台的社会制度环境：既要与政治力量保持一致，又要与传统社会的习俗、惯例、道德合约相吻合。由是，我们便容易理解吴仁宝和华西村的成功;理解他何以能在政治风浪中，历数十年而不倒，将红旗从政治挂帅的时代，打到经济挂帅的时代;理解一个血脉中流淌着“六经”的私塾学生何以入选“中共建党80周年80人”;理解吴仁宝的退休，何以有着那么浓厚的政治色彩，又为何招致那么多的议论。

　　上篇：士绅吴仁宝 吴仁宝退休了

　　曾放言干到80岁才退休的吴，在2003年7月5日提前四年交出了自己的权力之棒。一个月以来，从素以审慎闻名的《人民日报》，到一系列声称以民间身份发言的媒体，乃至德国国家电视台，约好似的为吴仁宝的退休准备了一场中外媒体的盛宴。尽管吴仁宝和他领导的华西村，受到过包括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美国ABC广播公司、日本朝日新闻等百余家中外知名媒体的关注，但是没有哪件事，能像吴仁宝退休一样，如此高密度地夺取媒体的“眼球”。

　　退休本是寻常人的寻常事，年逾古稀的吴仁宝的退休之所以不同寻常，概因他是一位不寻常的人。

　　过去的30多年里，吴仁宝的故事，就像大寨的陈永贵一样离奇。虽然最高官衔为县委书记的吴仁宝，与官居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永贵，不可同日而语。但，一介农民，能在政治风浪中，凭借超凡的政治智慧，以及近乎与生俱来的企业家天分，历数十年而不倒，将红旗从政治挂帅的时代，打到经济挂帅的时代，且为华西夺得“天下第一村”的美誉，这，对于一个在时辍时学的状态下念过三年私塾的农民来说，无论如何，是个奇迹。

　　创造“奇迹”的吴仁宝，自然是不寻常的。“不寻常”是个模糊的概念，当政治权威和舆论权威将“天下第一村”的封号，授予吴治下的华西村时，“君临”华西村40余年的吴，似乎顺理成章地成了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中的第一人。于是，曾领过一时风骚的原天津大邱庄庄主禹作敏、至今仍红旗飘飘的河南南街村党委书记王洪彬，似乎都在“天下第一”的名头下矮了下去。

　　据一位熟悉华西历史的社会学家观察，他的告别，之于华西，无异于封建社会的改朝换代。吴领导华西村凡48年，他的存在，犹如华西金塔，不但是形象的，还是抽象的，纪念碑一样树立在华西人的脑部世界。

　　吴仁宝的退休，是一个强人的自主选择。没有谁叫他退，“上面的领导”都支持他，个别“上面的领导”甚至说，依照吴的身体状态，“可以活到120岁，干到100岁”。然而，吴认为他应该乘当下脑子还不算太糊涂的时候退，等到脑子不太清爽的时候，可能会说错话，也可能会影响华西。

　　当下，是吴仁宝眼中最好的退休时机。眼看着，2003年度销售收入100亿元计划的实现，指日可待。已有30亿元固定资产的华西，正处于高效高速的阶段，这个时候退，不是经济衰退时的败退，而是经济一帆风顺时的激流勇退。

　　更为重要的是，吴仁宝觉得，接班人已经成熟。

　　一门心思做“资政”

　　“告别演说”中，吴仁宝直截了当：“这次选举的核心实际上只有两句话，八个字：一个上去，一个下来。”他对这八个字的解释是开诚布公的：我退下来之后，推举吴协恩为新一届党委书记候选人。他对几个儿子和女婿作了一番比较后，强调了接班人四儿子吴协恩的优势：年轻，39岁，可以干长一些。他说：“我的愿望是，希望他干21年，干到60岁！”

　　吴仁宝为他的退休，进行了体制和机制创新。他要求党委、村委会、集团公司各设立一个办公室，在所有的办公室上面再设立一个总办。吴给自己安排了一个“总办主任”的头衔，在集团公司班子当中，排在第二位。

　　一本美国人写作的《重新发现中国》，将华西村说成“中国的新加坡”，称吴仁宝为“华西村的李光耀”。当下，吴真的像“华西村的李光耀”，一门心思地做他的“资政”去了。

　　吴仁宝的退休，淋漓尽致地表现了一个政治强人经济能人的权威和威权。吴对175名党代表和25名特邀代表说，他退休的这次选举，是最特殊，也是最重要的选举。吴寄希望于每个代表，“在选举时投好庄严、神圣的一票”。吴毫不含蓄地袒露了他的个人看法，“最好得票率能够集中一点，这可以体现每个党员的素质，是否讲党性，是否讲原则，是否讲良心。”

　　次日的选举结果，一如吴仁宝所期待，吴协恩以100%的得票，从他的手中接过他握了40多年的权力之棒，以党委书记的名分，出任华西村的新“掌门”。

　　吴仁宝的退休，可能是吴一生的绝唱。仔细研读吴仁宝的退休，不仅可以知微见著地研读吴仁宝，发现吴何以 一辈子不倒的秘密，甚至还可以洞见农业中国向工业化中国变迁中的更多秘密。

　　软权力

　　观察家认为，吴仁宝的权威和威权，源于他以政治智慧换来的政治权力。此说只看到了问题的一面。实际上，吴仁宝领导华西，靠的不仅是党组织赋予他的法定的强硬的组织职权，更在于他的软权力，一种基于道德品格的个人权力。软权力，更多的时候，不是“权”，而是“势”。

　　退休后的吴仁宝，虽然交出了组织权力，可他的软权力无处不在。没有谁约定，也没有谁规定，华西人在惯性的驱使下，仍旧把他当作书记，只不过改口唤他“老书记”，称新上台的吴协恩为“小书记”。

　　这就是“势”的力量。

　　“势”是个看不见的东西，但流淌在诸如桥、塔、狮子和龙这些有形无形的符号中。

　　在华西采访，专司对外宣传的组织和个人，会领着记者们参观华西的“桥文化”。华西村边有个人工湖，古今中外各式风格的桥梁，组合起来，逶迤在波光潋滟的龙西湖上。

　　在华西采访，专司对外接待的组织和个人，会安排记者下榻华西金塔。15层的金塔，内设宾馆，商场和会议室。第15层是观光用的，华西四代400多座欧式别墅尽收眼底。包括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在内，无数政要都曾在此观光。

　　桥和塔，在中国文化中，都有“渡人”的意味。

　　人工湖边的龙，飞舞在雕梁画栋楼阁飞宇上的龙，以及屹立在金塔四周的石头狮子，在与数百栋欧式别墅的对比中，显出了它的震撼力。

　　龙和狮子，在中国文化中，象征着权威、力量、无所不能。

　　温和的“渡人”的桥和塔，以及威仪的狮子和龙，就是吴仁宝无意之间营造出的“势”，一刚一柔，刚柔相济，相得益彰。兴许，这就是吴仁宝驾驭华西的软权力，它不同于党委书记这样的组织权力，没有刚性的约束力量，却渗透在华西的每个角落，支配着华西人的精神世界。

　　以道德为权力之源

　　道德，是吴仁宝撬动华西人精神世界的“杠杆”。吴的道德观，来源于传统的儒家文化。

　　江阴，据传是三国时期刘备关羽张飞上演桃园三结义的地方。以忠义为核心思想的三国故事，被吴仁宝具化为三国故事彩绘雕塑，雕砌在华西村民大会堂的墙壁上。

　　华西村民大会堂门前，是吴仁宝推崇备至的二十四孝亭。吴褒扬孝道，在华西村，能将老人抚养到百岁的儿孙，会受到吴的重奖。

　　主管华西对外宣传的党委副书记孙海燕说，华西是一座净化灵魂的熔炉。吴仁宝善于用古代的人和事，做现代人的思想工作，对传统文化去伪存真后，赋予新义，教育村民。

　　吴仁宝的软权力的形成，靠的就是道德教育，而不是权力打压。

　　吴仁宝教育干部和村民的素材，取自流传于民间的话本故事。据称，小时候的吴，喜听苏州评弹，《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古典名著中的精彩片段，常被他信手拈来。吴在教育班子成员要团结时，让他亲任团长的特色艺术团，编导了一出《将相和》。

　　吴是中国农民中的哲学家。早在1973年在江苏省委党校学习的时候，吴仁宝就以他的哲学打动了学员和教员。一名致力于当代中国农民问题研究的传记作家，曾在文章中说吴“披着哲学的霞光”。尽管吴在诠释他的哲学的时候，总是从马恩列斯毛邓的哲学思想契入，可是我认为，他的哲学思想更多的来源于传统的儒家伦理。1928年出生的吴，在上学一年交100斤稻谷和当放牛娃一年可挣40斤大米的选择中，断断续续读了三年私塾。吴跟我说，他印象最深的是“三字经”，譬如子不教，父之过。

　　吴仁宝强调诚信，讨厌欺诈。1996年，村办宾馆员工贪图便宜买了一瓶假酱油待客，吴仁宝发现后，勒令就任宾馆经理的三儿子，停职检查三个月，其间在宾馆厨房里洗碗，打扫卫生。吴要求华西人对外经商，必以“宁可人骗我，不可我骗人”为圭臬。

　　从吴仁宝对三儿子的处理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吴的道德教育是从自身做起的，是克己的。

　　“像尊重父亲一样尊重吴仁宝”

　　吴仁宝的软权力的形成，断非一日之功。

　　吴仁宝11岁那年，离开家门去一大户人家放牛。儿子吴协恩恰巧也在这个岁数离开了家门，奉父命做一小户人家的养子。是年夏天，华西村民孙良庆12岁的儿子溺水而亡。吴协恩对记者说，孙家一男两女，失去惟一的儿子，是孙家的大事，也是作为华西当家人的父亲的大事。因为在那时的农村，一个失去儿子的家庭，失去的不仅仅是传宗接代的机会，还将使家庭陷入没有男性劳动力的现实危机。明白劝说没有力量的吴仁宝，决意将吴协恩送给孙家做养子，并用古老的方式，订下儿女亲家，叫自己的儿子“倒插门”。

　　吴协恩说，父亲之所以这样做，所有的理由只有一个，孙是他的村民，除此外，吴家和孙家没有任何瓜葛。

　　吴协恩彼时很不情愿。吴说，父亲过年给他压岁钱，他扔了，他恨父亲把自己送给了人家。直到高中毕业进入人民解放军队伍，才明白父亲何以这么做。已形成独立人格独立判断的吴协恩转业到地方后，没有依照彼时流行的婚姻自由的新思想，了断婚约，反而践约完婚，然后开始和太太的恋爱。

　　吴仁宝的道德大厦，就是这样建起来的。一个牺牲小我，成就大我的吴仁宝，不单建成他的道德大厦，还锻造了比刚性职权更有力量的软权力。

　　在华西采访，被宣传部引领至一个中层干部家，问40岁的他怎么看待吴仁宝，他不假思索地说，“我像尊重父亲一样尊重吴仁宝。”

　　没有华西“官方”人物陪同的时候，也可以在随访中听到父亲爷爷的说法。华西人对吴仁宝的敬重，是由衷的，那表情中没有造作，或者不得不的情态。吴仁宝曾在党代会上自信地说，“华西老百姓希望我活1000岁”。此话绝对不是虚妄。

　　有一种观点，说吴仁宝的道德之所以能赢得民心，是因为经济的好处。这样的说法，当然没有错误，但它颠倒了本末，一定程度上，经济的腾飞是道德经营的结果。

　　还有一种观点，将吴仁宝的软权力简单地理解为伪善或者别的什么。这样的说法，未免有小人度君子之嫌。据称，吴一家四口拿下的可用资金，占华西总量的90.7%，如果吴搞个体，华西的财富就是他一家的。毕竟，一个人在利益面前不伸手，不是一件容易的事。40年来，吴家26口人，无一离开华西村。如果是在今天，华西富足繁荣，这样做没有什么品德可言，可那一切都发生在华西落后的日子里。那个时候，除了吴仁宝树立的政治红旗比较鲜艳之外，经济是一片灰白。对于世代务农的农民来说，在城乡差别很大的70年代，县委书记吴仁宝没有让儿子搭自己的政策便车，农转非进城，这不是伪善所能解释的。

　　华西的金塔，被理解为多重象征，我以为它还是吴仁宝软权力的象征。

　　政治权威和民间 道德的双重确认

　　界定吴仁宝是一件困难的事。如果硬要界定他评价他，那么，这个以时读时辍的状态念了三年私塾的农民，更像一个近代江南士绅。

　　远离科举功名的吴仁宝，在华西村的最近16年，与一个士绅何其相似乃尔。吴在各种场合反复说，最近16年，是他有效工作的16年。这16年里，吴仁宝从一个官员所应有的政治角色，转向一个农村社区领袖在改革开放时代所应有的经济角色。华西村也从农业学大寨时代的典型，转变为农村工业化市场化时代的典型。

　　事实上，半个世纪以来，吴仁宝的个人历史中有两个时代，第一个时代以政治为主，第二个时代以经济为主。第一个时代以“南大寨”的旗帜高高飘扬为标志，1980年吴仁宝在县委书记任上却落选县党代会的代表，宣示着吴仁宝第一个时代的结束。第二个时代从1985年吴仁宝返回华西开始，终结于留下30亿固定资产的2003年。

　　第二个时代的吴仁宝，其从城市到农村的路，极大地暗合了一个近代士绅的路，虽然那时候的士绅早被打翻在地，了无踪迹。

　　研究江南近代士绅的历史，我们发现，他们无不联系着城市和农村，是官场和民间的桥梁。政治上，他们被官方所接受;道德上，他们被民间所认可。一个真正成功的士绅，是能够获得官方和民间的双重承认的。这也是他们的商人天分得以充分发挥的基石。

　　无论从形式或是骨子里，吴仁宝都和那些成功的江南士绅极其相似。或许是巧合，在吴仁宝的回忆中，江南近代士绅本身就是一个深刻印记。我曾问他，谁对你今天搞经营的影响最大？他不假思索地说：荣毅仁的父亲。

　　解放前做过布匹生意，解放后当过乡财粮委员和会计，如果说这些并不能说明吴仁宝天生就有商业头脑，那么第二个时代的吴，则以华西的经济实力展示了他的企业家天分。

　　但如果没有政治权威和民间道德的双重确认，吴的天分，则很难有发挥的余地。从放牛娃到中国第一村长，吴仁宝的道路是一个创新者的权威之路。前期靠的是大队这个正规组织，让他获得了官方的合法身份；后期靠的则是他的行为、品格和办事能力，让他赢得了社区中的道德权威。

　　吴仁宝的个人历史，折射出一个让农民企业家走向历史前台的社会制度环境。这一环境下，成功的农民企业家就应该具有如“士绅”般的双重特征：一方面，在政治上游刃有余，另一方面，在道德上堪为楷模。

　　由是观之，吴仁宝第二个时代看似偶然的业绩，有着必然性的一面。一定程度上，他的第一个时代跟他的第二个时代，存在着因果关系。

　　于是，我们就容易理解吴仁宝和华西村的成功，就能明白，吴仁宝的退休，何以有着那么浓厚的政治色彩，又为何招致那么多有关家族制的议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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