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乡绅吴阿四

　　引言：与父亲吴仁宝相反，吴家阿四吴协恩向上流动的方向，是由经济角色到政治角色。父亲走的是一条从政治强人到经济强人的“政治乡绅”的路，儿子走的是一条从经济强人到政治强人的“经济乡绅”的路。“经济乡绅群体”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的出现，是苏南近代士绅阶层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复兴。从影响吴仁宝少年时代的荣毅仁之父荣德生，到吴仁宝，再到吴协恩，他们以个人历史描绘了复兴的路径。

　　吴家阿四初长成

　　他的握手不够有力，一如他单薄清癯的体态，好在他几乎分秒不差的守时观念，平添了些许无形的力感；他多次用右手的食指周期性地撩拨其实没有散落前额的头发，动作轻柔，与他的语调和语速极为合拍；他在你话到嘴边的时候，便能够周到地领会你所有的意思，但回答的时候却略显杂乱无章，奇怪的是他总能不失时机地为你快要喝干的茶杯续满水；他习惯性地弯着腰坐在椅子上说话，说到开心处，会不自觉地把裤脚拽到膝盖上，那样子实在像一个农民—

　　他，就是阿四，吴仁宝的革命接班人，华西村的第二任掌门吴协恩。阿四是他的小名，华西人40年来都这么唤他，即便在公众场合也不例外。在他父亲向党代会所作的工作报告中，“吴协恩同志”和“阿四”指的都是他。如果你是一个记者，你对他的采访，只是匆匆的一瞥，那么，他给予你的就是上面这些似是而非的印象。

　　显然，这样的印象中有片面的错觉。否则，就是一生阅人无数的吴仁宝错了。

　　华西村党委副书记孙海燕说，吴仁宝在接班人的事情上，是不会错的，何况，吴协恩的接班也不是吴仁宝一个人说了算。华西钢铁公司一名赵姓厂长说，阿四接班我放心，我投了他一票。投了阿四一票的，远不止赵一人。

　　2003年7月5日，投票选举接班人的日子里，175个党代表投了阿四175票，当然，这其中包括阿四自己一票。

　　阿四面对媒体时喜欢说，他从没有想过要当这个党委书记，接父亲值了40多年的班。他也不敢想，因为父亲做得太好了，他没有办法做得更好。

　　既如此不自信，为什么给自己投了信任票？

　　阿四对记者说，谁叫我是吴仁宝的儿子呢。父亲对我寄予厚望，我不能辜负他。

　　选举的前一天，吴仁宝在工作报告中用400多字的篇幅，向所有的党代表详细地推介了阿四。出生于愚人节的阿四虚岁40，党龄18年，在解放军的大熔炉里锻炼过。

　　有基层工作经验。阿四当过驾驶员，跑过供销，做过车间主任；

　　曾独当一面。八年前，在父亲“共同富裕”的路线指导下，外派到黑龙江创建“省外华西村”；

　　符合培养接班人组织程序。自10年前任华西村党委候补委员起，先后任党委委员、党委副书记；

　　听话。不仅听取家庭的意见、群众的建议，而且听党的话。吴仁宝举例说，小时候送他出去做养子，他就出去，后来，派他去东北，他就去东北；

　　操行洁净。有亲和力，团结同志，严以律己，淡薄名利，朋友遍天下。

　　此外，最重要的一条是阿四懂经济，是个“经济强人”。阿四当过华西铝制品厂厂长，出任过宝昌公司总经理，去年冬天出任华西集团公司总经理，过去的几年里，他开发了名烟名酒，所负责的企业创造了2亿多的财富，实现的可用资金，接近华西的1/5。

　　吴仁宝一再强调，阿四接班，不是他个人的意见，而是众望所归，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权衡比较几个儿子乃至其他的班子成员，吴仁宝说，要说知识面，大儿子协东比阿四广；要说驾驭各种复杂情况的能力，二儿子协德比阿四强。但是阿四年轻，虽然也有比阿四年轻的，但是摔打的时间还比较短，作出的经济贡献和各个方面的能力，也不及阿四。

　　阿四认为，父亲对自己的器重，也是党委和民众对自己的器重，他不能辜负父亲，更不能辜负组织和华西民众。所以，他选择勉力而为。

　　低调履新

　　阿四是低调的，低调得惊人。他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他所能做的，就是依照父亲的规划朝前走，父亲做得太好，不仅是终生学习的榜样，还是永远不可能翻越的标杆。

　　这样的表示，固然谦虚，却不免让外人担心。一名关注华西的学人很是遗憾：选择一个自认为不可能超过吴仁宝的接班人，岂不是一代不如一代？华西还有什么希望？

　　吴仁宝听到这样的话，却很高兴：“他能说这句话，就说明他胜过我了，已经一代胜一代了。这说明他谦虚谨慎，尊敬我这个父亲，我是这么想的，他能够讲这个话，就说明他有水平。”

　　事实上，吴协恩只能这么说，低调一方面是品格使然，一方面也是情势所迫。这里的情势，就是华西的“村情”，华西的文化。

　　华西的文化中，“孝”是核心之一。在老人面前保持谦逊的姿态，很多时候也被视为“孝”。一个不“孝”的人，在华西是没有前途的。华西的官方材料说，吴协恩是个大孝子。吴协恩自己说，他曾开除过不孝顺父母的职工。

　　华西的村情中，吴仁宝是一座丰碑，犹如华西的标志性建筑—金塔。没有吴仁宝当家的日子，多少令人不放心。华西人中的多数一时难以适应没有吴仁宝的日子。40多年了，吴仁宝是华西几代人的领袖，不仅是世俗世界的领袖，还是精神世界的领袖。

　　如此情势下，高调履新或许可以让外人兴奋，但一个潜在的危险是，华西的民众会怀疑这位40还不出头的“小书记”不知天高地厚，他们对新的最高领导层的信心将会大打折扣，这样的后果，要远比不“孝”严重得多。

　　据称，吴协恩的低调非但赢得了父亲的夸赞，甚至让一些村民原本悬挂的心放了下来。

　　阿四的沉着、冷静和高明，由此可见。

　　走出父亲的背影

　　观察家分析，吴协恩在对村情民意的把握上，在对传统文化的认知上，接受了父亲许多优点。问题是，父亲赖以成功的时代背景，正和父亲的背影一起渐行渐远。即便他完全接受了父亲的优点，真正成长为行政层面的政治领袖，以及华西社区的道德领袖，他能像父亲一样获得成功吗？

　　结束和阿四三个多小时的对话后，记者发现，这样的担忧可能是杞人忧天。低调的阿四虽然看上去正在做着“父规子随”的事，却在一些细节的操作和未来的考量上悄然走出父亲的背影，表现出他对父亲的有选择的扬弃。

　　兼任特色艺术团团长的吴仁宝，喜用古老的锡剧教育村民，或者用传统剧目影响村民。吴协恩则不同。不久前，吴协恩一个经营烟草的朋友，向他推荐了《南风窗》的一期增刊，一本描述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如何《挑战极限》的小册子。记者采访华西的时候，100多名华西的精英正在学习，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考试。 吴协恩承认，他希望用现代企业的管理方式管理华西和华西的产业。他和父亲的不同，由此显现。

　　吴仁宝信奉传统的债务观念，以前总认为，要既无外债，又无内债，后来转变到固定资产不借贷，虽然最终进行了资本运营，可是在资本上没有做大。吴仁宝在他的告别演说中，坦承自己的思想在这个方面跟不上形势，是不足。阿四在资本运营方面的理念，明显超过了父亲。当下，他正在考量的是上市、融资、国际竞争之类的大课题。

　　吴协恩论及华西未来的时候，提到“以人为本，制度管人”八个字。外人看来，这与吴仁宝的牺牲精神和奉献精神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背离，且列举了他本人的例子。

　　比如，尽管今天的吴协恩夫妇美满幸福，但这并不是自由恋爱的结果。 他的婚姻在一开始的意义，是“牺牲小我，成就大我”。这，与“以人为本”是否矛盾？吴协恩没有正面回答，开玩笑地说，我之所以这样提，就是因为我比别人感受深。

　　观察家认为，吴协恩有望很快走出父亲的影子。因为他继承了父亲用道德锻造软权力的基因，并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层面把父亲甩在后面。

　　城乡二元结构中“第三种力量”

　　比较吴仁宝和阿四，我们发现，他们父子向上流动的路径是反方向的。循着主线看，吴仁宝是由政治角色转而为经济角色，阿四则是由经济角色化而为政治角色，父亲走的是一条从政治强人到经济强人的“政治乡绅”的路，儿子走的是一条从经济强人到政治强人的“经济乡绅”的路。虽然他登上了华西权力的巅峰，然而，能不能像父亲所期望的那样再干21年成为真正的政治强人，取决于他的经济建设成就。摆在眼前的任务是，今年实现100亿，明年翻番200亿。

　　记者以为，阿四有望成长为一个新型的农村社区领袖。他和父亲那样打着红旗的农民领袖不同，也和宗法传统下的族长及民间头人不一样。即便今天的他仰赖于父亲的提拔，日后的他一定是“自己提拔自己”。设若他不能赢得政治力量的支持，不能保持华西经济势力的繁荣，不能成为村民道德上的权威，他就不可能成为华西真正的领袖。换而言之，他必须成为父亲那样有江南近代士绅特征的人。同样是士绅，父亲更像由绅而商的“政治乡绅”，他更像一个由商而绅的“经济乡绅”。父亲身上有较为浓郁的旧派士绅的痕迹，他身上更多的是新士绅的色彩。

　　士绅是乡土中国政治、经济、教育与文化活动中的主导力量。传统秩序中，官民之间的联系、政权与社会的互动都是经由士绅阶层实现的。虽然学者新望等人认为，苏南农村社区领袖的出现会不会是中国近代乡绅自治传统的某种回归，还有待观察。但以近代士绅阶层的开放性、流动性、可转化性观之，旧时的士绅与今日农村社区领袖相近处颇多。近代苏南士绅，在绅、商、官的身份对流和重叠中，渐趋绅商一体，最终迎来官商平等的社会环境。由此，工商实业阶层在王权体制和农业经济社会的二元体系之外，争得了“第三个席位”。

　　反观今日苏南的农村社区领袖，虽然他们的角色转换循着从经济到政治的方向，不同于由绅而商的旧士绅，但作为农村新兴的有产者阶层，他们是城乡二元结构中“第三种力量”。所以，记者将吴协恩那样的农村社区领袖称为“经济乡绅”，将“经济乡绅”的群体涌现，视为新士绅阶层的复兴。

　　一个特殊的新阶层

　　考察苏南商业和士绅的历史传承，“复兴”的痕迹清晰可辨。

　　苏南是近代民族工业的发源地，中国近代企业家的诞生地。以荣毅仁的父亲荣德生、红顶商人张骞为代表的苏商，在中国历史上的五大商帮中，属于实力强大的近代新式商帮，是晚清以后实业救国的中坚力量。1890年代中期外国人开始在上海设厂，苏南士绅借地利之便见识了现代工厂和大机器，纷纷返回苏南，以苏、锡、常为中心，兴办纺织、冶金工业。苏商主张“货殖为急”，坚信信誉为本。

　　由于文人绅士的加入，以及苏南文化传统中对等级制度和现有秩序的强调，苏商中多政治型企业家，他们在企业经营中倾注了他们对初始的政治经济学的认识。张家港市委党校经济学教授焦新望说，在苏南，由于“文革”和公社时代单一的政府强势整合，苏南的经济行为进一步意识形态化。苏南乡镇企业出现之后，一些苏南乡镇企业家刮起“树典型，跟形势，喊口号”的新风，将苏南近代民族资本家信奉低调做人的短暂历史吹得无影无踪。如果吴协恩也算乡镇企业家，那么像吴家阿四一样低调的乡镇企业家委实不多，更多的倒有些像历史上的吴仁宝那样愿意做时代的典型人物。

　　一切都在于苏南乡镇企业的推动者是政府。尽管诞生于计划经济年代的苏南农村工业，曾费劲把旧体制撕开一个大口子，但它与旧体制的脐带并没有完全剪断。焦新望说，煊赫一时的苏南模式的内核其实是“社区政府公司主义”。缘此，苏南的企业家很容易得到体制内的庇护，且被官员化，很多人谋得了农村基层党政领导的职位，进而过渡为农村社区领袖，他们日常事务围绕着“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展开：以经济为中心，以行政权威的满意和村民的道德认同为基本点。

　　有趣的是，在企业家被官员化的同时，寻常百姓的身上，也闪现出“一种难以名状的柔顺到近乎奴性的意识”。

　　奴性意识的消除，可能要等到村民自治运动和“经济乡绅”大规模涌现的日子。过去的20多年里，伴随着中国农村社会政治经济情态的变迁，中共设计的村民自治运动，加速了乡村社会的“权威”由道德权威变向经济权威的转化。宗族长老们开始让位于率先富裕起来的“能人”，或者引领农民共同富裕的“贤人”。集“能人”和“贤人”优良素质于一身的人，凭借他们的经济和社会资源，通过村民民主选举或提携任命等方式，进入农村社区公共权力领域，成为农村社区的领袖人物，渐而发展为乡村社会的“经济乡绅群体”。近距离审视吴协恩，我们发现，虽然他有中共基层领导的身份，但他的社区领袖地位的认可，依旧需要依赖华西村民的感觉，而不是纯粹的上级任命。这就是“绅”所必具的道德基础。

　　“经济乡绅群体”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的出现，是苏南近代士绅阶层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复兴。从影响吴仁宝少年时代的荣德生，到吴仁宝，再到吴协恩，他们以个人的历史描绘了复兴的路径。

　　以流行的“三个代表”理论观照这一特殊群体，他们在本社区确实担当着代表多数人利益、代表先进生产力、代表先进文化的角色。当下，他们是维持本地社会稳定的最主要力量。未来，他们将是农村社区自治的主要力量。

　　故而，经济学家茅于轼接受《南风窗》记者采访时表示，如果苏南士绅的传统真的在回归和复兴，肯定是一件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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