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看过香港警匪片的人可能都会注意到这样一个常见的情节：某些作恶者明明干了许多违法的勾当，却敢在警察面前趾高气扬、十分嚣张，而警察苦于一时没有证据，尽管恨得咬牙，却就是奈何他不得———每看到这里，我也恨不得跑上去抓住那个坏蛋，痛揍一顿。但理智告诉我：这样的情感在法治社会是不容许的。在法治社会，必须容忍一些人暂时的嚣张，因为任何人在未经证实和判决有罪之前，应被视为无罪。

　　而现在，我们身边也出现了相近的例子。据《中国青年报》8月13日报道，近日，浙江省永康市某派出所抓获一名偷车贼，并在他身上发现两封其给同伴的信，信的大意是：“这里的警察不打人，快到这里来偷。”看到这封令人哭笑不得的信，我想大多数人的感觉会很别扭：“警察不打人”本是文明执法的标志，却被小偷们视做其违法犯罪的“有利条件”，这是不是很尴尬？更有人担心，这会不会长了犯罪分子的气焰，挫了执法人员的锐气呢？倘如此，那些犯罪分子岂不是更加无法无天？

　　这些担心当然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我认为，小偷的“欣喜”固然可气，但这种尴尬仍然体现了一种社会进步。何也？

　　其一，这真正体现了执法机关执法的文明和有序。国家法律和政策凡直接间接地关乎公民的权利与义务的，都从根本上排斥以非法手段为方式方法。在没有被法院审判之前，小偷也还享有公民的权利。小偷说“这里的警察不打人”，则明显是一段时间来各地陆续出台的有关警察文明执法措施的有效体现。在这种情况下，每一个人的人格尊严由此更加受到了尊重，这难道不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吗？

　　其二，这是向法治社会推进的一个必然过程。执法机关文明执法的落脚点是保障每一个公民的合法权益，这将有助于身处弱势地位的人在不受强制的情况下充分表达意志、依法行使权利，确保法律的正确实施。我们可以做个很浅显的推理：倘若犯罪嫌疑人的权利都能得到保障，那么每一个公民不是能对保护自己的权利更有信心了吗？因此，小偷的“欣喜”也可视做法治社会的必然成本之一，这样的成本应该是法治社会可以接受的———也是必须付出的。

　　其三，这将有利于提高执法机关的工作水平。说这种尴尬是一种进步，并不意味着我们会让小偷一直“欣喜”下去。由于一些作恶者以为有机可乘，因此也就给执法人员的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执法机关只有“工作更细致、深入，掌握更丰富的证据，进行更加严密的逻辑分析与推理”，才能提高案件的侦破率、保护广大群众的安宁，维护公共利益。在这一过程中，执法机关的工作水平也必会得到提高。

　　当然，我这么说并不是为小偷们开脱，而是认为，这样的尴尬是法治社会应当容忍的尴尬，虽然我们中的一些人可能还很不习惯。

　　（来源：黄建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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