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湖

　　产业，往小里说特指工业，往大里说泛指各种生产和服务事业。市场经济下，新兴产业多起来了，这很正常。不过，多起来的不仅仅是生产服务事业，更不限于工业。在国家级贫困县安徽太湖县，赌博已成为一项公开产业，年产值竟达上千万元（8月4日《北京青年报》）。在河北安新、徐水、容城等地，“‘借佛看病’竟成农村新‘产业’”（3月3日《羊城晚报》）。文物走私猖獗，“‘产业化’盗墓让中国痛得更深”（2月19日《羊城晚报》）。

　　这些“产业”，当然不同于经济学意义上的产业。比如赌博，不是工业，也不是生产事业，不知算不算服务业，或者说第三产业。满足人们赌博的需求，为赌博提供服务，好像与第三产业沾点边。又如“借佛看病”，从靠近医疗业这一点上说它是“产业”，倒也马马虎虎；但它本来是骗人勾当，难道人们有上当受骗的需求，需要有人为他们提供这方面的服务？

　　这类“产业”，界定起来比较困难。不过，关于“借佛看病”的报道有一段引言，说“‘致富’之容易，使得‘仙家’的队伍不断壮大，几乎是一村一‘小仙’，五村一‘大仙’，成了农村一个新的‘产业’”。据此看来，致富容易，队伍不断壮大，是成为“产业”的征兆。依此类推，这样的“产业”不知有多少。比如在火车站前倒票，致富容易自不待言，队伍壮大也有报道为证：“翻开重庆铁路公安处打击票犯子的记录，不难发现，票贩子群体极为庞大。近10年来，重庆铁路公安抓获的票贩子近两万人，而这最多只不过占票贩子总数的1／10,全国各主要车站普遍如此”（2月20日《中国青年报》）。如偷盗首钢物资，在秦皇岛到北京的输油管道上钻孔偷油（均据《京华时报），致富容易亦不待言，队伍壮大以至于防不胜防。这比“借佛看病”更像产业，其作用如同“采矿”，在我国属第二产业；何况还有非法土炼油厂、炼铁厂等等“高价回收”偷来的油呀铁的，以此为材料进行加工制造，则显然应划归第二产业。

　　这类“产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大概也是要“产业化”的。这当然也不是经济学意义上的产业化，界定起来也颇费踌躇。好在《“产业化”盗墓让中国痛得更深》的报道有几句引言，可资参考：“中国文物走私向集团化、现代化发展，完成盗掘与销赃的全部环节和流程只需几天”。如果把集团化、现代化看作这类“产业化”的特点，那么这类“产业化”的势头也比较凶猛，至少许多行当都显示出朝这方面发展的趋势。譬如，今年6月深圳警方捣毁了一个抢劫“股份公司”，“据疑犯交待，他们是实行‘企业化管理’的，每次抢劫后‘公司’都拿50％的钱，其余的根据自己所占‘股份’来分赃”（据7月20日《京华时报》）。又如前两年大连市收容遣送站曾收容了一个“乞讨公司”，公司内有运筹帷幄的老板，有专职乞讨的“职员”（2001年3月9日《辽沈晚报》）。再如长沙一些高校附近有人开起了论文“枪手公司”，专门替人写论文和发表论文（新华社长沙4月23日电）。照此发展下去，这类“企业”的规模恐怕还会越来越大，技术手段恐怕还会越来越先进，管理方面引进现代企业制度也未可知，那就彻底“产业化”了。

　　不伦不类的“产业”乃至“产业化”的兴起，不仅严重损害了真正的产业，即工业、生产和服务事业，而且严重扰乱了正常的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然而我们一些职能部门和管理者对此却多少有点麻木。赌博“产业”公开化，“向派出所交钱后就可以高枕无忧了”。至于“借佛看病”，“一些基层干部的参与对佛堂的‘繁荣’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钻孔偷油由于流动作战，防不胜防尚可理解，可非法土炼油厂总不会长着腿吧？竟然也未加取缔，不免令人费解。若此，则新的“产业”还将不断兴起，并且不断“化”将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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