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日报记者张洁　实习生郝涛 

原以为，对胎儿性别进行选择性生育只有贫穷落后的地方才会发生，不曾想，经济较发达地区的性别比例失衡现象却更严重；原以为，“重男轻女”的行为多在偏僻的农村，没料到，抱这种陈腐观念的人现时在繁华都市也不鲜见。

省计生部门最近对我省出生人口性别比情况进行的一次调研结果显示，我省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具有一定的地域性。越是经济欠发达的鄂西北，如恩施、宜昌山区、神农架等地，出生性别比失衡问题并不突出或者根本不存在；相反，具备区位优势和经济发展优势的如天门、仙桃、咸安、新洲、黄陂、江夏、嘉鱼等地，出生性别比均大大超出国际标准105的正常值，也高于全省平均水平，连武汉市人口最多的一个区也因连年性别比失衡，去年在全省优质服务县市区评比中被“一票否决”。

经济较发达地区为何比欠发达地区的性别比失衡更严重？这一现象说明了什么？

省计生委主任施中传谈到，由于几千年传统的生育观念的影响，广大群众中重男轻女、“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陈腐观念仍然存在，这种深层的文化理念还在影响人们的生育行为。现阶段农村社会保障措施不健全，经济社会压力下有女无儿户的社会地位相对较低，特别是农村宗族观念对人们生育观念的影响远比经济文化因素更为直接和深刻。

鄂州市梁子湖区一位多年从事农村基层计划生育工作的村干部告诉记者，近年来关于计划生育的宣传工作虽然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群众性别偏好仍然是农村计划生育工作中最令人头疼的问题。今年40岁的这位村干部坦言，自己的觉悟也不够高，身为村干部同样抱着“不生男孩死不罢休”的信念，连生3个女孩后又接着生了1个男孩。如今在开展计划生育工作时，他有时也感到力不从心，因为当面对部分“闯红灯”的群众时，有人会以“村干部能生男的我为什么就不能生？”的口气来反驳他。

梁子湖区村民陈继红（化名），自从领取了二胎准生证后，通过熟人介绍，两次悄悄做B超鉴定胎儿性别，去年10月终于生下一男孩，她对记者说：“其实我不想做胎儿性别选择，更不想生第二胎，但是为了讨公婆的欢喜，满足丈夫的虚荣心，我不得不这样做。”

在社会进步的今天，现代文明的生活方式改变他们许多，而在这些人的心目中，生育观念的改变，比生活方式的改变要艰难得多。

省计生委宣教处处长卢继杰认为，一些发达地区的农村基层医疗卫生单位引进的高科技含量的检测诊断仪器，既对育龄群众的查病治病发挥了重要作用，也给他们在胎儿性别选择上提供了方便。加上这些地方的个体医生多，他们背着B超，走村串户，把“查孕”作为致富的门路，每查一次收300元－500元不等。而山区交通不便，信息闭塞，老实巴交的山里人对先进的检测仪器和性别选择手段浑然不觉，即便知道的也花不起这个钱，或不愿意冒险，这也是贫困山区出生性别比不高的一个原因。

该委副主任毛菊元则认为，鄂东南地区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根本原因是人们的重男轻女思想。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相对全省虽然有区位优势，但婚育观念不一定得到解放。她说，在中国目前这样一个男性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中，虽然社会经济发展较快，妇女的社会地位和受教育程度有所提高，人们对其子女的期望数量也相对减少，但对男孩的偏好却依然如故，未有大的改观。发达地区虽然经济状况有改善，但婚育的思想观念不一定超前，高出生性别比地区的群众认为女儿既不能养老，又不能传宗接代，没有什么社会价值，因此偏好男孩；低出生性别比地区则相反，认为女儿无论是在养老，抑或传后方面都丝毫不逊于男孩，因此，视生男生女一样，不需为得到男孩去进行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人工流产。所以，从社会学角度来说，出生性别比受人为因素的影响，归根结底是人们对子女的性别偏好所致。

现代科学的进步，对于这些人来说，却变成了达到实现其落后陈腐观念的手段。这就不得不让人更加忧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