窦兆勇

　　由北京市妇联和首都法学界专家联合进行的《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对策研究》已完成。家庭暴力，是近年来的热点话题，我基本认同《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对策研究》中提出的家庭暴力概念：家庭暴力不单指肉体上的，还包括一方对另一方进行的精神、语言、行为或者性方面的虐待或威胁，不仅是夫妻之间，也包括家长和子女。但将“夫妻双方长期不说话”作为家庭暴力的标准之一，我则有些不解乃至于惊诧了。

　　在某些媒体的相关报道中，标题为“丈夫长期不与妻子说话就是家庭暴力”，我想问：如何界定这种夫妻之间的交流“冷战”就是“丈夫长期不与妻子说话”而不是“妻子长期不与丈夫说话”呢？两者之间的主体与客体如何区分？

　　我觉得，类似于将“夫妻双方长期不说话”界定为家庭暴力的思维和说法，隐隐中有一种法律完美主义的倾向在其中。有些时候，我们似乎将法律的边界无限化了，在某些纯属私人领域或者情感领域的事务中法律是否应当涉足？我看应当是慎之又慎的事情。关于这一点，在以往《婚姻法》中，有言论称应将“第三者插足”视同违法行为的现象中就有所显露。

　　是的，知识分子（法学家也是知识分子）对理想的追求是因为对现实的不满。其之作为理想主义者，是由于不仅感到了生活的缺陷，并且意欲使之改变进而抵达完善。问题是，知识分子为什么认为在有缺陷的世界之外，还有一个完善的世界？这个意念中的世界并未现形，知识分子何以执着地相信？再者，这个完善的世界，它自身所成立的根据是什么？如果不是出于虚妄，是否能够从知识学的角度予以指明？

　　现在，我们正越来越多地谈论“法治”，法律的地位也越来越变得重要，但法律仍然只不过是调剂社会关系的某项功能而已，除了法律之外，道德、理想、社会契约也是人类自我调剂行为的方式。

　　法律完美主义的缺陷正在于此：它试图把千丝万缕、纠葛不清的各类社会事务都用一条条刚性的法律条文予以界定，而众所周知，法律只有两个答案：“是”或者“不是”，但社会关系往往是复杂的、柔性的，它也许会存在N种答案。如果把法律当作一切社会事务（不管它是公共范畴还是私人范畴）的主宰，那么它就具有了某种居高临下的优势，这种优势很容易转化成一种权力的过度集中。

　　站在自由主义的立场批判作为目的论的理想主义，是罗素曾经做过的工作。我很认同罗素对理想主义始作俑者柏拉图的态度：“我想要理解他，但对他却很少敬意，就好像他是一个现代的英国人或美国人而在宣传着极权主义那样。”任何一种权力，都是受限制而“范围有限的”，法律也并不能例外。

　　所以，我个人认为，当操作那些条件不成熟（我估计也很难成熟）、或者纯属于道德范畴的社会事务时，法律家们应保持一种审慎而冷静的态度，不要轻易地将某种立场变成法律的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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