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瑞金，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博士生导师，最近因在一次博士论文评议中铁面无私地否决了一位同事兼朋友的博士论文而成为新闻人物，据《中国青年报》报道，今年6月，周教授应朋友之邀，作为同行评议人评阅博士论文，当他花了整整两天时间认真阅读和思考这篇博士学位论文后，感觉是“把自己放在火炉上烤了”———论文的作者是自己的朋友、同事，“理应高抬贵手保其过关”，但他又“实在不忍心作违心阅评，有损学术良心”，经过反复斟酌，他对这篇博士论文行使了“否决权”。

　　周瑞金教授“坚守良知”的选择得到了媒体和众多人的高度评价，认为他是在向学术领域内泛滥的庸俗之风和腐败之风挑战，向学术评议中的顺水推舟、成人之美、虚饰、拔高、面子、感情等说“不”。

　　确实，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周教授的选择非常值得敬佩，不过笔者认为：对于根除学术领域内诸种评议的庸俗之风，完善制度比呼吁学术良心更重要。如果道德的说教对每个人都能起到“魔弹”的效果（一发即中），那这个世界就不需要警察、监狱和法官了，三流的说教者足矣！理性化社会之中一切问题的解决思路都应该从制度中去寻找。

　　大家似乎都忽略了这样一个问题：既然论文的评议涉及到作者的切身利益，导师的评议又起到很大的作用，周瑞金教授，作为博士论文写作者的同事和朋友，本应该理性地回避的，或者他的“被邀参与评议”应该得到评议制度的禁止。可现实呢，这么一个既是同事又是朋友的熟人竟然能“受朋友之邀”参与论文的评议！

　　不错，周教授没有把自己当成“熟人”，铁面无私不顾情面地行使了“否决权”，这种精神很值得赞美！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他是彻底地把这位同事兼朋友得罪了，他得到了公众的掌声，但将背上“对不起朋友”的心理负担，这就是他为什么在作出这一决定的时候觉得“把自己放在火炉上烤了”，如果他是一个陌生人，根本没有必要权衡什么了。试想一下，一个制度让一个人的选择担上“对不起朋友”的心理负担，担上“把自己放在火炉上烤”的心理煎熬，这是好制度吗？周教授是豁出去了，也熬过来了，但更多的博导朋友在进行心灵选择和道德衡量时能熬过去吗？有些人选择了违心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正是缺乏回避理念的评议制度产生的制度性结果。所以，周瑞金固好，然总让人有可遇不可求之感，而制度却能让公正的结果有保障。

　　中国人讲究人情、面子，讲究中庸之道、一团和气、关系和谐，想在这方面进行严厉的道德苛求是不切实际的。那么，在评议制度的安排和设计时，就应该充分地注意到这一点，尽量回避让熟人参与评议，回避让有利害关系的人参与评议，陌生人就没有什么人情和面子可讲了，也就自然会秉公办事实话实说了。

　　这就是制度理性，他能够通过内在的利益安排引导人的行为，保证公正结果由此过程产生。所以，制定一个好的制度，这才应该是我们从“周瑞金否决事件”中得到的最大收获。

　　（来源：曹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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