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三峡总公司工程建设部工程管理部副主任孙志禹各位领导、同志们：大家好！我叫孙志禹，是中国三峡总公司工程建设部工程管理部副主任。1994年大学毕业后，我来到火热的三峡工地，至今已经九年了。作为水电建设的一名新兵，这是我在实践中不断学习的九年，也是我在实践中不断成长的九年。1968年，我出生在吉林省梨树县一个普通农民的家庭，童年和少年都是在偏远的北方乡村度过的。那时，我的家乡还没有电，从小学到初中我都是靠点菜油灯看书和做作业。直到后来去100多公里外的县城上高中，才开始见到电灯。1985年
，我考上武汉水利电力大学。在第一堂专业课上，老师告诉我们：一度电，当时在武汉能产生三元钱的价值；在上海能产生五元钱的价值。那时我才开始懂得：能源的开发和利用，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是多么巨大。在世界上，我国是水能资源蕴藏量最大的国家，占了世界总量的近1／7，但水能资源开发程度，在1986年只有4．9％，远远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还不到发达国家的1／10。水能资源的蕴藏量和水能资源的开发利用率，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对我的触动特别大。我立志奋发学习，大学毕业后投身于祖国水电工程建设。1994年，我在撰写博士论文期间，朋友介绍我去深圳一家港口公司打工。在短短的几个月里，我为这家公司解决了工程中的河道整治、桥梁应力计算等多个难题。这家公司的总经理对我的工作能力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诚恳地希望我留下来工作，并答应给我比内地优厚得多的待遇。当时，我们家里经济上相当困难。三个弟妹都在上学，需要不少的学费；父亲身患结肠癌，住院治疗更需要钱。面对择业和家庭生活的矛盾，何去何从，我一时间陷入两难之中。回到武汉，我把当时的心情告诉了导师肖焕雄教授。这位参加过三峡工程论证的专家没有就事论事，而是给我讲了萨凡奇博士的故事：1944年5月，包括南津关在内的宜昌已被日寇占领。此时，世界著名坝工专家萨凡奇博士来到中国，不顾个人安危，深入到西陵峡考察。随后，他向中国资源委员会提出了《扬子江三峡计划初步报告》，即著名的萨凡奇计划。萨凡奇博士称这是他“从事工程四十年一大快事”，在后半生一直念念不忘三峡。临终时，还把没有亲自参加三峡工程建设作为一生最大的遗憾。听了这个故事，我的心情久久难以平静。三峡工程是几代中国人的梦想。多少水电建设者，包括象萨凡奇这样的外国专家，都为不能参加这项举世瞩目的工程的建设而抱撼终生。与他们相比，自己是幸运的，怎么能放弃这千载难逢的机会呢？我含着泪水告别住院治疗的父亲，好言谢绝深圳方面的邀请，义无反顾地选择了三峡工程。来到中国三峡总公司，我被分配到工程建设部右岸项目部。对于我们这些刚刚走出大学校门的年轻员工来说，我们的优势是比较系统地学习过专业理论知识，可是非常缺乏水电施工的实践经验。作为三峡工程业主单位的一员，如果不能在短时间内熟悉和掌握现场施工情况，就无法参与讨论和研究施工对策，就无法对工程实施科学的管理，进行合理的组织、调度和协调，更无法对工程建设实行质量、进度、投资三大目标的控制。因此，我必须深入现场，必须虚心学习。为了在短期内掌握施工现场情况，变被动为主动，我决心主动下到现场。我每天都挤出时间仔细翻阅资料，并把第二天需要为施工单位解决的问题带到现场，进行实地查对。这样一边实践，一边研究，一边工作，一边学习，使我较快地熟悉了施工现场，争取了工作的主动。1996年，大江截流前的各项准备工程热火朝天地进行。开挖量多达200多万立方米的导流明渠工程已经全面展开，开挖工作必须在1996年底全部完成。而堰压段和堰外段开挖都在水下施工，难度相当大。施工单位调集大批挖泥船准备进行水下作业，但设计的水下开挖量每月只有15万立方米。按照这样的施工进度，堰外段施工需要15个月才能完成，而实际施工时间已不到10个月。面对这种情况，怎么办？只能是对施工方案进行优化设计，向最优的施工方案要时间。项目部把优化设计的任务交给了我。接到任务以后的那些天里，我常常一个人呆在工地上，反复思考如何优化设计方案。水下开挖是水利工程施工的大忌，深不见底的江水，常常潜伏着很多意想不到的技术难题，而且施工质量和成本都难以控制。我从控制工程工期和成本出发，提出将水下开挖改为陆上开挖的施工方案。这个方案是在堰外段周围修筑一条小围堰，把堰外段包围起来，然后把围堰内的江水抽干，再进行陆上开挖。这一方案立即被采纳，并迅速展开施工。这样做，不仅节约了工程投资，而且?醵塘?6个月的工期，胜利地完成了这项控制大江截流的关键工程。
1997年初，组织上任命我担任导流项目部副主任，成为三峡工程大江截流现场指挥部一名成员，参与大江截流现场组织和截流方案的起草、研究等工作。我深深懂得，这是组织把我推到工程的最前线，在惊心动魄的大江截流中锻炼和提高自己。大江截流后不久，组织上把二期围堰填筑和防渗墙施工这项艰巨的任务压在了我的肩上，要求我主持导流项目部工作，对施工中的重大问题全面负责。二期围堰和防渗墙施工的难度一点也不亚于大江截流。二期围堰施工，就是填筑横截长江的两条堤坝，它将与在三峡一期工程中形成的混凝土纵向围堰和长江左岸岸堤四头相连，在长江上形成一个相当于100多个足球场的大水塘。然后把水塘中1500多万方的积水抽干，再进行三峡左岸大坝和左岸电站厂房的基础开挖和混凝土浇筑。二期围堰的总填筑量高达1032万立方米，相当于修筑一条宽1米、高1米、长10000多公里的大堤。同时，为了确保围堰不渗漏，还要在二期围堰中通过钻孔、灌浆形成1米厚、74米深、总面积为85000平方米的防渗墙。根据长江汛期的水文特点，这些任务必须抢在大江截流后半年内、洪水来临之前完成。否则，就有洪水漫顶的危险。二期围堰高强度的填筑任务是艰巨的，防渗墙的施工也面临着一系列挑战。在三峡区域，长江河床下切十分严重，水下地形相当复杂，三峡江底两侧大多是高30多米、倾角达70度的大陡坡。防渗墙能不能与长江河床牢固相连，能不能挡住无孔不入的江水，这是我们面临的又一道施工技术难题。如果采用水电工程建设中的常规施工方法，即使整个围堰上摆满钻机也是无法完成的。为了确保工程施工万无一失，三峡总公司早在此项工程施工的前两年，就邀请全国防渗技术方面的专家，对这一技术难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并提出了采用混凝土防渗心墙防渗的施工方案。在二期围堰和防渗墙施工的那段日子里，我感到肩上的担子是沉重的，心中的压力是巨大的。我日日夜夜与施工人员战斗在一起，不敢离开工地半步。我认真布置每一个施工计划，仔细分析每一个钻孔数据，严格检查每一项工程质量，决不允许有丝毫的差错，决不允许有半点马虎。天有不测风云。1998年夏天，桀骜不驯的滔滔长江一连串地爆发了8次洪峰。7月2日，三峡工程开工以来最大的一次洪水劈头盖脸地向工地涌来。当时二期上游围堰第一道防渗墙刚刚建成，第二道防渗墙正在施工，临时度汛的子围堰填筑正好达到度汛高程，二期基坑正在抽水，所有的不利因素都交织到了一起。这时，第一道防渗墙在洪水巨大的压力下发生变形，墙体、堰体出现了裂缝：第一天只有一条细小裂缝；第二天裂缝可以伸进手指；第三天裂缝可以伸进拳头；到了第四天裂缝就可以放下雨鞋了。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刻，有的同志从安全度汛的角度出发，提出：将没有完成的、随时都有可能被折断的第二道防渗墙槽孔填埋，同时，继续加高围堰，使它达到安全度汛高度。采用这种方法，固然可以保证围堰安全度汛，却要耽误三峡工程整整一年的工期，工程的损失是巨大的，无法估量的。应该说，面对长江来势凶猛的洪水和从围堰安全度汛的角度考虑，我不是没有退路的。但是，作为一个三峡建设者，作为工程建设一个方面的组织和管理者，不能遇到挑战就躲，遇到风险就避，而应当沉着镇定，审时度势，用科学的态度迎接挑战，化解风险。于是，我大胆地提出了优化第二道防渗墙施工工艺、简化工序、加快施工进度、减慢基坑抽水速度，确保第二道防渗墙继续安全施工的方案。我及时召开会议，和同事们认真分析各种风险，然后果断将方案上报决策层。方案被采纳了，防渗墙施工仍然井然有序地进行着。面对长江主河道一浪高过一浪的洪水和围堰内继续下降的基坑水位，我的心情是无法形容的。我一步也不敢离开工地，时刻准备处理出现的各种复杂问题。令人特别高兴的是，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广大三峡建设者奋力拼搏，二期围堰经受住了长江8次洪峰的考验。防渗墙施工完成后，监测到的渗水量还不到设计允许值的1／10，工程质量优良。1999年9月，国际大坝委员会第67届年会，在土耳其的安塔利亚召开，三峡总公司总经理陆佑楣带团出席，我有幸随团参加这次年会。作为团员，我受三峡总公司的委托，在年会上作了《三峡工程二期围堰的防渗技术和实践》的报告，同国际上的水电专家进行了广泛的交流。1998年，在长江爆发全流域特大洪水的时候，还有一件事，也是令我难忘的。当时我正坚守在防渗墙施工现场，迎战长江第四次洪峰。国家防汛总指挥部和湖北省防汛办公室，联名向三峡总公司发来求助电报：湖北汉川汉江民乐闸溃口，数十万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威胁。并且，滔滔洪水冲出闸口与长江洪水叠加，直逼江城武汉。希望三峡总公司派出专家，帮助堵住民乐闸溃口。在这紧要关头，三峡总公司急灾区人民之所急，立即派出以水电专家、工程建设部主任彭启友为组长的三峡总公司防汛专家组，火速赶赴灾区。作为专家组成员，我能赴灾区参加抗洪抢险，是组织的信任。8月12日，我随专家组来到汉江民乐闸。这时的民乐闸已经溃口几天了。当地政府组织抢险大军，不惜投下了载满石料的汽车和船只，却仍然没有把溃口堵住。因为溃口的闸室底部是平整光滑的水泥面，抛投下去的这些截流物根本站不住。所以，肆虐的洪水仍像猛兽一样，从溃口的闸室冲向一望无际的平原。面对越来越大的溃口，灾区人民近乎绝望了。地方政府也准备组织群众拖家带口撤离家乡。那是一种叫人撕心裂肺的场面：灾民们组成的人流看不到头、见不到尾，呼叫声、哭喊声混成一片。我们来不及等车停稳，就纷纷跳下车去，直奔溃口现场，察看险情，计算落差和流速。根据现场实际情况，专家组迅速作出决定，采用铅丝笼平堵法堵口，并命令我立刻设计堵口方案。我根据截流水力学的理论知识和实验成果，按照溃口断面的大小、抛投材料的选择和投量的多少以及安全系数等进行了现场设计并请当地政府连夜组织劳力，就地取料，赶制5000多个铅丝笼，然后装满石料，并将3个连成一串。堵口准备工作完成后，当我代表专家组在设计方案上签字的时候，我握着笔的手在发抖，手心里都冒出了汗。面对灾区70万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面对三峡总公司和三峡建设者的重托，我真正体会到了一字千金的分量。经过8个多小时溃口的平堵和抛投，我们在第三天凌晨3点终于看到了溃口处冒出水面的第一串铅丝笼，溃口终于被堵住了。我们和当地干部群众一样，心情万分激动。在湖北省召开的抗洪抢险庆功大会上，我们受到了湖北省委、省政府的表彰。我们将获得的50000元奖金全部捐献给了灾区人民。在三峡工程建设的10年中，人们不会忘记1997年大江截流的壮阔场面，也不会忘记2002年导流明渠截流的紧张战斗。在这一年里，三峡建设者再次腰斩长江，并开始进行三期碾压混凝土围堰施工。三期碾压混凝土围堰设计高程140米，总浇筑量110万立方米，必须在导流明渠截流完成后100天内完成。碾压混凝土围堰竣工后，将与左岸大坝连成一体，确保水库蓄水到135米。显然这是三峡工程2003年实现“蓄水、通航、发电”三大目标的关键性控制工程。三峡总公司领导纵揽全局，着眼长远，把实施导流明渠截流和三期围堰施工的重任，放在了经过10年工程建设磨炼的年轻一代的身上，并决定采用项目管理和监理合为一体的管理模式，聘任我为导流明渠截流和三期围堰总监，负责项目施工的具体组织实施工作。我虽然参与过1997年大江截流，但面对导流明渠截流，丝毫没有轻松的感觉。我非常清楚导流明渠截流所面临的一道道技术难题：一是流量大，设计截流设计流量10300立方米／秒，在世界水电工程截流史上也是罕见的；二是截流落差大，截流落差最大可能达到4．2米；三是截流流速大，最大为7米／秒；四是在人工开挖护底的明渠内截流，河底光滑，截流材料不易稳定；五是上下游双戗堤截流，施工组织协调困难。为确保导流明渠截流成功，我和年轻的技术骨干们一道，共同编制了5个截流预案，包括加宽截流戗堤、加大截流龙口钢丝石笼及其抛投量、收集特大石料、制作特大石四面体串等，以应对施工中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同时，考虑到导流明渠截流后碾压混凝土围堰施工的难度和强度，不少同志都产生了提前下河填筑、提前实施明渠截流的想法。但也有同志认为，截流是在长江上与水打交道，提前截流，万一来水太大，不仅增加截流难度，而且对截流后的工程施工带来更大的风险。对于提前截流的主张，我是支持和拥护的。我认为，截流每提前一天，三期围堰施工就可以多浇20000立方米混凝土，按期实现“蓄水、通航、发电”三大目标就多一份把握。为确保万无一失，我与设计、监理和施工技术人员一道，认真研究方案，充分分析水情，加强气象监测，为提前截流扎扎实实地做好各种准备。2002年11月6日9时，随着国家领导人一声令下，三峡工程导流明渠开始截流合龙。经过50分钟的紧张施工，导流明渠截流圆满成功。导流明渠截流之后，我又开始思考另一个问题：导流明渠截流已经提前，那基坑抽水能不能也提前呢？带着这个问题，我一方面虚心地向专家们请教，一方面组织一个又一个专题讨论会，进行研究和探讨。通过讨论，我们很快形成了共识，决定在上下游围堰形成第一道防渗墙后，立即开始基坑抽水。在基坑提前抽水的那些日子里，我不敢有丝毫大意，每天必须到施工现场检查几次才放心，直到把基坑中的江水全部抽干。2002年12月16日，三期碾压混凝土围堰提前23天开工。我们根据截流提前和三期围堰开工提前的良好势头，提出了取消三期上游围堰水上加高部分工程的施工，为工程节约投资550万元。9月16日上午9时，在喜庆的鞭炮声中，三期碾压混凝土围堰浇下最后一仓混凝土，比合同工期提前55天达到140米设计高程，为三峡工程实现水库初期蓄水、永久船闸通航和首批机组发电的目标，打下了坚实基础。看着眼前这巍峨的左岸大坝和碾压混凝土围堰，我的心情总是难以平静。在过去的十年中，在三峡大坝节节升高的过程中，有成千上万的年轻三峡建设者，在工程建设的伟大实践中长知识，长才干，不断进步，不断成长。而我，只是其中普普通通的一员。建设三峡工程的重任还没有完结，开发长江中上游水利资源的宏图已经展开。我们年轻的水电建设者，决心发扬老一代水电人的光荣传统，谦虚谨慎，踏实工作，锐意创新，无私奉献，创造新的业绩，报效伟大祖国！
本文图片由本报记者孙荣刚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