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7月上旬，豫西某县法院在执行该县水利局申请执行李某拖欠水资源费一案时发现，据以执行的行政征收决定书中的征收对象李某并非本案的当事人，李某的雇主张某才应是真正的征收对象。经调查得知，2001年3月，张某搞大理石加工，李某被雇用。因用水量大，张某遂打一口井开采地下水，但未到水利局办理相关手续。水利局水政执法大队在调查此事时，因张某当日不在家，工作人员未经核实，即以正在从事加工作业的李某为征收对象，依据《水法》和豫政（1993）03号文件的有关规定，下达了征收水资源费2000元的通知，限李某于7月3日前缴纳。在法定期间内，李某既未缴纳水资源费，也未在法定期间内申请复议或提起诉讼，县水利局遂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结果，致使此案被法院依法终结执行。

　　2002年11月，居民刘某未经批准擅自在二层楼房主体上加盖三层，城建部门于同年12月3日依法责令刘某立即停止施工，15日内完善手续，并处罚款1500元，并于同日给刘某邮寄了行政处罚决定书。刘某未在法定期间申请复议或提起诉讼，也未履行义务。2003年4月20日，城建部门向法院申请执行。在执行中，刘某称城建部门来调查过自己私自翻建房屋的事，但自己不知已被处罚，也未收到城建部门的处罚决定书。后经查询得知，该处罚决定书被邮局工作人员投递到刘某所在的居委会，未能及时转交刘本人，至今仍在居委会的传达室里扔着，致使此案也被依法终结执行。

　　近年来，随着法院受理的行政诉讼和非诉行政执行案件的大幅度增加，行政告知行为违法致使行政机关败诉或作出的处罚决定不能被依法强制执行的案件数量也在不断攀升。据豫西某县法院对近3年来受理的202件行政诉讼和647件非诉行政执行案件的处理情况的调查表明，因行政告知行为不当致使行政机关败诉的44件，非诉行政执行案件被依法终结执行的217件，合计261件，占全部受案数的31％，比例之高甚为惊人。

　　行政机关告知行政行为，是行政机关在作出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权利的一个法定程序。据了解，在实践中行政告知行为违法现象大致有三种表现形式：

　　一、没有告知。行政主体在没有将作出的行政行为通过法定程序告知行政相对人之前，即予执行或者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此类共42件，占全部违法案件的17％。其中行政主体没有实施任何告知行为的18例，致使行政行为仍处于内部行政程序中，不能对外发生法律效力，承受该行政行为的行政相对人不受该行政行为的约束。被视为没有告知的24例，即行政主体实施了某种告知行为，但因告知行为违法而不产生告知的法律后果，如为避免行政相对人得知具体行政行为处理意见而拒不接受，有的行政主体将行政决定书以包裹的形式邮寄给行政相对人，在执行时行政相对人才得知未予拆封的包裹内是其不愿意接受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致使行政主体因告知行为违法而不能产生预期的法律效力。上述刘某擅自加盖三层住房被处罚的处罚决定书，即是通过邮局而未能送达的，故此案被法院依法终结执行。

　　二、告知对象错误。即行政主体将作出的行政行为告知了行政相对人以外的人，从而使行政相对人无法了解行政行为的内容，此类142件，占全部违法案件的54％，其中法律文书上的行政相对人与实际行政相对人的名称张冠李戴，导致告知对象错误的54件；行政主体告知的行政相对人错误的88件，如有行政主体将行政行为告知与行政相对人同住的未成年人员或其他无关人员，因被错误告知的人员不是法律意义上的义务履行人，被错误告知的人无法履行行政行为所设定的法律义务，尤其是与人身有关的法律义务，真正的行政相对人无法有效得知具体行政行为内容等原因，致使被告知的行政行为不能对行政相对人产生法律约束力。上述第一个例子中的李某，仅是张某的雇工，水政执法人员把行政征收决定书下达给李某，显属错误，为此此案也被法院依法终结执行。

　　三、告知程序违法。即行政主体没有根据法定程序将行政行为告知行政相对人的共77件，占全部违法案件的30％。其中行政主体没有在法定时限内将行政行为告知相对人的18件；告知行为顺序颠倒的27件，如行政主体要求行政相对人事先填写送达回证，几天后再交付法律文书，或要求行政相对人先履行义务后再告知具体行政行为等，违反了行使行政职权的正常程序；行政告知行为在没有完成前一步骤的情况下直接进入下一步骤，在步骤缺损的情况下完成行政行为告知的32件，如在没有进行直接送达等步骤前，即进行公告送达等，损害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影响行政相对人及时寻求最佳救济途径和方式。

　　行政告知行为违法现象的存在，浪费了有限的社会管理资源，行政主体大量的无效重复劳动使其不能有效地行使行政管理职权，行政效率也因此大打折扣，与现代社会建立公开、高效、透明、廉洁的社会管理机制格格不入，严重损害了行政执法权威。而且，行政告知行为违法现象使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不能及时有效地得到维护，使行政相对人失去寻求最佳救济方式的时机，不可避免地遭受各项损失，动摇了行政相对人对法治和政府的信心，损害了党和政府在群众心目中的威望和形象。

　　产生行政告知行为违法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行政执法工作人员的素质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管理工作的需要。由于一些行政执法人员素质较低，政治意识和大局意识不强，依法行政意识薄弱，“管理就是收费，执法就是罚款”的官本位思想依然严重，优质高效服务、严格公正执法未能成为行政执法人员的自觉行动，在很大程度上使行政告知行为违法现象成为必然。另一方面，对行政告知行为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由于监督制约机制的缺失，使行政执法人员的敬业精神和责任意识缺乏，人浮于事、塞责应付现象未能在政府机构改革后得到有效改观等，也成为行政告知行为违法现象赖以滋生的土壤和温床。

　　行政机关告知行政行为是行政主体的一项法定职责，如其不履行这一法定职责，即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行政相对人有权启动相应的法律救济途径。遵守行政行为告知程序，既是对行政相对人人格的尊重，也是防止行政主体滥用职权的有效法律机制。为此，有关部门必须高度重视，以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坚持有的放矢、标本兼治的原则，采取有效应对措施，根除这一不良现象赖以滋生的环境，为促进依法治国做出应有的贡献。⑩1河南日报2003-08-2100:00:00责任编辑：郭俊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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