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江华

武昌镇凤凰山西城壕社区，穿过拥挤的小巷，雨棚上流着雨水，凤凰山山坡的阶梯尽头，矗立着一座物什繁杂的小楼。

西城壕社区172号，麻木世家曹桂林的家。

18年来，曹桂林一家三代依靠着麻木，走到了2003年。

2003年5月21日清晨，老实的曹桂林成为社区禁麻“英雄”———曹是社区第一个交上麻木的人。

曹桂林有了一个记忆深刻的精确时间：7时40分，62岁的他接过3个1元硬币——18年麻木生涯的最后一笔收入。

5月26日，这个有4辆麻木的世家全部上交了车辆。一个武汉典型的麻木世家的历史成为过去。

老曹回忆起5月那个早上仍有无法释怀的伤感。“麻木不会说话，可和跟一个人永别没有区别，好像有东西使劲撕你的心。”

2003年5月21日凌晨6时，曹桂林就起了床。昨天晚上社区包曹家的工作组的干部走了之后，曹就没有睡着。“脑子里也不知道想什么。”曹说。他起床后，把麻木擦得干干净净的，车是3月份买的新车。

7时10分，老曹来到社区办公室，干部们要到8时才准时上班。这时过来一个要坐麻木的人，曹拒绝了他的坐车要求。接下来又过来一个，老曹还是拒绝了。当第三个乘客出现时，曹桂林终于答应了。“根本没有赚钱的想法，开了18年，不习惯拒绝人了。”老曹说。

在麻木独特的引擎声中，他把客人送到了终点。乘客递给他3个1元的硬币，老曹伸手，想了想，“路近”，只拿了2枚。

7时40分许，老曹的麻木又送完一个客人。“乘客递给他的3元钱时，我心里很难受。我可是最后一次啦！”老曹说。

西城壕社区的干部感到很高兴，在武汉市禁麻行动刚刚开始，曹就成为禁麻成绩的第一个起点。

但曹桂林从此走向这段人生的一个终点。

1985年，曹桂林携家带口，从湖北钟祥农村回到了自己曾经的家园武昌。

1962年，曹桂林一家响应政府的号召，“缓解城市压力，到大有作为的农村广阔天地里。”曹的母亲带着曹桂林兄弟俩、妹妹去了农村。

“回到武汉，我发现我是市民，可没有了身份。”

他们没有城市户口，二女儿曹燕和独子曹光绪正等着上初中。曹桂林必须用体力养活一家，让缺少城市教育的孩子上学。

1985年，踩人力三轮车的人不多，生意很好。三轮车承载着一家5口人所有梦想和希望，通过曹桂林像轮轴一样不停地上下蹬踩的双腿，漫游在武昌的大街小巷。

老曹对那个时代充满了感情：“平均一天可以挣40元左右。那个时候的钱比现在‘值钱’。1989年有一天，我一天下来赚了100多。那个时候的100块钱，要值现在千把块钱咧！”

武汉一天天在变化，他没有机会抬头看看；“我只看地下的路，我多踩一米，孩子费用压力就少一点。流汗多，累得厉害，我越高兴。”

人力三轮车的轱辘赚回了砖头和水泥，祖居地基上盖起了新楼房。儿子、姑娘也顺利上完了中学，但都没考取大学。老曹没有钱给他们找门路，儿子只能子承父业。1994年的9月，曹桂林花3000多元给儿子买了辆正三轮摩托车。儿子曹光绪年轻的麻木之路从此开始。

一家媒体记录了当时儿子复杂的心绪———

出车第一天的曹光绪因为害羞整整一个上午没有做成一笔生意。他拒载乘客，甚至谎称车是专门给自家铺子进货用的。

下午2时左右，他把车停到了武昌小东门附近，他从背影认出了父亲。50多岁的父亲蹬着人力三轮车从身旁经过。父亲埋着头，背弓曲向前倾着，上坡。儿子赶紧跑上去推车。

父亲的背影粉碎了儿子的世界观。“那一刻，我所有的虚荣心都没有了。”曹光绪说。下午他共接了8笔生意，很轻松就赚了20多块钱。曹的儿子说，生活可以让人放弃很多。

1996年，55岁的曹桂林花3980元买了辆电麻木，人力车卖给了别人。靠着电麻木，曹光绪娶妻生子。

1999年，曹的兄弟、43岁的曹明洪下了岗，右手略有残疾的他也开上了电麻木。随后，曹燕也加入了家族的麻木事业。

“从1996年后警察才开始严厉管制，以前警察是不怎么管麻木的。”曹桂林说。

“被警察抓着，很不合算，要缴罚款50元，还要参加学习一个星期，一天的停车费15元。”老曹对这些支出和有关规定记忆深刻。曹的儿子先后被警察“收”过8次麻木。

从1999年起，武汉麻木市场的竞争趋向激烈。曹桂林的生意受到了冲击，他开始对曹家的前途忧虑。

1999年武汉交管局下属的“非机动车管理部门”在年审时，要求换车，老曹非常想买市场上又便宜又好的车。但是他必须买4000多元一辆的“川野”牌正三轮摩托车。否则就无法取得合法的牌照。“多花了2000元呢！”

在1999年的大换车中，1.8万辆左右的机动麻木有80％换了川野牌。曹和儿子各换了一辆，原来的车一律由交管部门100元“收回”。

“没有办法，我们要活，只能付出更多的东西。”2003年，政府再次清理麻木的说法越来越像真的，甚至政府如何治理的版本也在不断更新。“很多麻木都想，如果政府按照过去的做法做，麻木们也会按照老办法对付。”曹说。

2003年5月20日凌晨，“逐户上门宣传政策”的干部第一次出现在这个不富裕社区的曹家。他们只是武汉庞大的2.5万人说服队伍中的一个小组。

曹家看到，过去在大街上强行执法的行为换在了家里，不同的是谦虚、和蔼的笑容。家里已入睡的4个人全醒了，而且再也没有睡着。

曹桂林并没有表现得大义凛然：之所以踩麻木，是因为要靠麻木生存，交了它，等于掐断了自己的喉咙。那一晚曹桂林心里很不平静。

2003年5月20日早上7时，社区干部又上门了，承诺给曹光绪把户口问题解决。

8时，社区干部们回社区找管段民警商量。12时，社区干部再次上门，通知曹光绪准备好相关证明材料。下午2时，社区干部带曹光绪到派出所交了材料，并办了审批手续。

困扰曹光绪十几年的户口问题，因为他仅仅拥有的麻木，竟然让复杂的问题就这样短短几个小时里给解决了，这让他困惑、高兴、惊讶。

“舍弃麻木，就像从自己身上割下来。”曹的邻居、一个麻木主说。

不愿意依赖政府的曹说：政府提供的岗位也许我们不适合，继续自谋职业，生存。

曹光绪已经考了驾驶资格B照。残疾的曹明洪也希望找一份自己能做的工作。曹燕报考了政府的一个职位，这个很久没有摸过书本的人，还参加了考试，如果一旦她想去，要从补偿里拿出4000元给政府。“我现在几乎没有存钱，只存了一个10岁的儿子。”曹燕说。

她的儿子正在吃中午饭，雪白的米饭上，是一点咸菜。

曹桂林希望自己的后代好好照料自己。他说现在像丢了什么重要东西，还像是迷路一样。总之不知道明天怎么下手。

确实，对于曹家来说，麻木渐渐成了历史的记忆；作为芸芸众生中的一员，新的生活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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