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历了阵痛、醒悟、探索的诸多阶段后，辽宁省省长薄熙来说，东北有望成为继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京津地带之后的第四个经济三角洲，成为中国经济的第四个增长极。

　　作为东北人，他的“好客之道”是绝不避短——“辽宁国有企业的退休职工接近290万人，是中国退休职工最多的省份，辽宁的下岗失业的人数在全国各省中也是最多的……”

　　48岁的顾恩勇每天早上要到位于铁西区的沈阳市第七毛纺厂旧址“上班”，说是上班，其实就是处理一些琐碎的事情，诸如安排谁来看守闲置的厂房，诸如听听职工艰难生活的哭诉。每个职工面临的困境都很具体，需要解决的问题也都迫切，但他没办法应下任何人的请求，因为他没有钱。

　　尽管被称作“顾厂长”时他很有些愧疚，但顾恩勇的确是沈阳毛纺七厂的厂长，只是他这个厂长有些特别——1993年，工厂便已全面停产。整整10年，500多名职工没拿到过一分钱工资，以至于有工人想开个小店根本拿不出本钱，只能当保姆、清洁工、粉刷工，或者去开一种被称作“蹦蹦”的拉客三轮车。

　　这个夏天的酷暑中，顾恩勇很有些“精气神儿”，因为注入民营资本的新合资厂上马了，他在考虑，有多少老职工可以进入新工厂工作。“新工厂需要300多名职工，老工人可以做服装包装、检验之类的简单的工作，年纪轻、眼神好的可以在一线工作。只要她们愿意，我绝对欢迎。对于那些还抱着死观念不放，在家死守的人，我真替他们感到可惜。”顾恩勇说。

　　兼并之路

　　拥有500多名职工的沈阳第七毛纺厂在国企集中的铁西区并不出名。

　　1992年，毛纺七厂首次出现“身体不适”——来自江浙的个体业主“刹那间”抢占了工厂主导产品的市场。很快，产品大量积压，资金周转困难，银行贷款也很快被停掉。由于整个资金链条迅速断裂，工厂走进了恶性循环的死胡同。

　　毛纺七厂的此次变化并没有引起特别的关注——就在那段时间，由于不适应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东北三省国有工业企业相继步入“寒冬”，对资源的长期开发导致东北老工业基地采掘和原材料工业的优势逐渐消失，制造业面对国内异常激烈的市场竞争开始举步维艰。

　　就在这一年下半年，毛纺七厂开始实施“宏观调控”，部分车间停工以保证其他车间的正常生产运行。也仅仅维持了6个月，部分运行的模式也不得不宣告失效，毛纺七厂走到无以为继的边缘地带。此时，只剩下了唯一的选择——全线停产。

　　漫长的等待中，职工都没有寻找退路，他们还在盼望着工厂复活。机会被等来了，1995年，沈阳开始国有资产重组的工作，毛纺七厂被纺织局下属的一家公司兼并。然而，这次被称作“治标不治本”的兼并并没有使毛纺厂有多少起色，500多人的工厂，光退休职工就有300人，生产所得甚至连发放退休职工的退休金都捉襟见肘，更别提给职工发工资了。

　　上班也拿不到工资，怨声载道充斥了顾恩勇的耳鼓。“那几年，铁西区的主要干道没几个是通的，天天都有退休职工上街堵马路，在职工人敢怒而不敢言，生怕一不小心触怒了领导，连这份不挣钱的饭碗也保不住。退休工人哪里管那么多啊，人家觉得工作了一辈子，怎么到头来连退休金也没了？”顾恩勇对此记忆犹新。“我也没办法啊，体制不顺，厂里的包袱太重，想跑也跑不起来。”勉强生产了半年之后，毛纺厂又恢复到停产状态，而且，这一停就停到了2003年。

　　顾恩勇的夫人先前也在毛纺七厂工作，下岗后开个小杂货铺维持家庭生活。“日子一直过得紧巴巴的。”她说。今年，他们的儿子考上了大学，一年的学费和生活费就需要一万五千元。“上面有老人要赡养，下面有孩子要奔前程，个个都需要我们照顾，到处需要花钱，难呐！”说这话时，顾恩勇的面前还是晃动着他的500名工人的面孔，他们一个月只能领到两三百块钱，这是维持生计的最底线。

　　在总面积65平方公里、总人口85万人的铁西区随处可见曾经的辉煌。作为沈阳老工业基地的心脏地区，这里既有沈阳机床厂、东北输变电集团、沈阳化工集团、东北制药集团、沈阳变压器厂等声名显赫的大型国企，也有毛纺七厂等大量中小型国企。在这里，同样清晰可见的，是国企改革探索中的艰难，在号称“国企一条街”的北二路集中了上百家大中型国企，这条街也因此被悄悄改做了“亏损一条街”。

　　一个存在的事实无法被忽视：虽然目前沈阳国有企业户数仅占全市工业企业总数的0.97％，但其拥有的资产总额却占到了76％，吸纳职工人数占72％。“国企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沈阳经济的脊梁。”

　　沈阳市政府的一位官员说，实际上，这句话还有另一个理解，只有解决了国企脱困与发展的问题，才能解决沈阳迈进的问题。

　　合资之路

　　2003年，毛纺七厂又开始了艰难的合资路，出资的另一方是一家民营企业。顾恩勇介绍，“土地和厂房进入市政府的土地储备中心后，出售所得为1050万，设备不能用的拆卸下来卖废铁了，还能使用的折合50万元入股新企业。那家民营企业出资400多万元，所以我们这次只占10％多一点的股份。”

　　新厂房选址沈阳市经济开发区，5000平方米的厂房用来生产外销针织衫。

　　顾恩勇也承认，新资金的注入并不是毛纺七厂获得新生的主要原因，在改革中他们和几乎所有国企面临的最大问题都是一个：人员负担过重。毛纺七厂鼎盛时共有630多名职工，到完全停产时的在职职工也有510多人，在这个并不庞大的数字中，退养职工占到了惊人的300人。在合资过程中，毛纺七厂出售土地和厂房换取的1050万元也大部分用在了“陈年旧账”的“清理”中，其中300万元用来解决退休职工的后顾之忧，一次性补齐了停产这些年拖欠退休工人的养老金，将他们一并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中。

　　“我们还拿出了600万元来解决在职职工的问题。”按照沈阳市政府的规定，特困企业职工买断工龄的标准是每年320元，有一定生产能力的企业的标准不超过每年600元。按照最低的标准计算，工作30年的老职工在与工厂解除劳动关系时能拿到9600元，再算上沈阳市政府承诺给没有找到工作的工人发放两年月标准为223元的失业保险，毛纺七厂的老职工大多可以拿到1万多元。“对于10年没拿到一分工资的老职工，这是个大数目，所以大家的积极性都很高。”“买断工龄”并没有让顾恩勇感到太多的阻力，最终结果是：除了个别残疾人、军烈属，十多个还差一年就退休的职工没有提出买断工龄，毛纺七厂的其他人全都办理了手续。

　　长期关注国有企业改革的吉林大学经济学院孟繁龙在接受采访时说，“国企长期形成的‘大而全’、‘小而全’的现状，再加之相当长的时间里低工资、高就业的劳动就业观念发挥作用，东北三省国企的人员负担沉重，在市场竞争与结构调整的双重压力下，隐性失业的矛盾凸现，下岗、失业人数大量增加，而这些，是任何形式的改革都不应该也是无法回避的问题。”

　　毛纺七厂已经走进了历史的后台，但毛纺七厂的工人却将一直站在生活的前台。对于未来，顾恩勇很有些豪情，“现在进入开发区的企业还有很多优惠条件，再加上经济区自身的一些‘土政策’，我们的生产一旦上规模，企业的前途还是光明的。我也想通了，现在是资本市场，人家占大股份，做董事长、总经理是应该的。我嘛，做个副董事长、副总经理也就可以啦。给民营企业家打工也没什么不好的。

　　沈城之道

　　铁西区不仅是沈阳国企改革的缩影，更是国企脱困、发展的关键。

　　如今，经历着改革阵痛的铁西区正在进行着有史以来最彻底的一次“革命”，其核心内容只有一个：搬迁国有企业。未来铁西区的定位将由工业区过渡为现代商贸生活服务区，目前区内的部分企业正逐步向沈阳经济开发区搬迁。

　　从通用金杯拉进“宝马”、东北药联姻“巴斯夫”，很多人嗅出了沈阳国有企业改造“两个样本”的基本思路：大型国有企业寻求与世界500强企业合作；中小企业与内地民营企业合资合作。沈阳市经贸委对外合作处处长张江徽说，“销售额在5亿元以下的中小国有企业以前主要由沈阳市管理，现在转到各个区，中小企业的改革则主要是与内地民营企业合资合作。”

　　除了沈阳市第七毛纺厂与民营资本合资合作的样本外，沈阳市政府还在尝试其他方式，如产权交易、股权转让、出售中小企业，沈阳市经贸委改革办副主任肖明赫说，“沈阳国企改革不是最好，而是最难，各种路子都要试。”

　　不管有多少沈阳人还很怀念“辽老大”的日子，不少人已经走出了家乡“闯世界”。有关部门对全国81个城市的劳动力市场的调查显示：全国范围内对技术工人需求大于供给的态势还在继续，具有中、高级职称的技术工人尤其供不应求。每一个月，都有数百名沈阳的技术人才被江浙“挖走”。这是人才的幸事，也是沈城的另一个痛。

　　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院长李玉潭教授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说，“东北三省具备完备的工业体系，也有具有竞争优势的劳动力资源，可以向着制造中心发展。东北的周边有俄罗斯、蒙古、朝鲜、日本和韩国，发展国际贸易也有很大潜力。”

　　此时再回顾两个历史断面：1980年辽宁省的工业总产值为440亿元，占全国的8.8％，同期广东省的工业总产值为224亿元，占全国的4.5％；1996年广东的国内生产总值达到6097亿元，占全国的9.0％，同年东北三省的国内生产总值为6897.5亿元，几乎与广东一省持平。撰稿/李清川（记者）陈冰（记者）（来源：新民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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