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实习生　成　娟　本报记者　刘常俭

　　人物档案：梁业宁，原石家庄市长安区“法轮功”辅导站副站长，1994年初开始练习“法轮功”，1999年10月因组织、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被判处有期徒刑。经过干警的耐心帮教，现已与“法轮功”邪教组织彻底决裂。

　　1994年春的一天，我到省体育馆晨练时，偶然结识了“法轮功”练习者段某，在她的劝说下，我开始迷恋上了“法轮功”。从此，李洪志的歪理邪说像一种可怕的病毒，逐渐侵入我的肌体。

　　我变了，离一个正常人越来越远。为了达到所谓的“圆满”，我几乎放弃了工作、抛弃了家庭，上班经常迟到早退，晚上回到家，也顾不上做家务，关起门就一门心思“练功”。单位领导找我谈心，劝我好好工作，我反驳说没有比“练功”更重要的工作；丈夫劝我说不要再练了，我却对他说宁愿离婚也绝不放弃“练功”。

　　由于对“法轮功”的痴迷，使我很快得到“法轮功”邪教组织的赏识。1995年初，我被“提拔”为长安区“法轮功”辅导站副站长。从此，我对习练“法轮功”更加投入和执着，以至为了这个所谓“神圣的事业”不惜以身试法，走上了与党和政府对抗的道路。

　　1999年4月25日，我煽动和组织一部分练习者上北京“护法”，触犯了国家法律。1999年10月，我因组织、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在监狱里，我怎么也想不通，我觉得我手中握有真理，而把政府看成是破坏我“修炼”的恶魔。为了抗议，我甚至采取了绝食、撞墙自杀等过激手段。由于难于教育管理，我先后被转狱三次。

　　在某监狱，一开始我仍然拒绝劳动改造。一天，一个平时跟我挺要好的犯人终于忍不住了，指着我的鼻子大声说，你说你“真、善、忍”，我看你一点也不“真、善、忍”，你在外面的时候给国家捣乱，在社会上瞎折腾，在家里不照顾孩子和老人，到这里来还一天到晚不干活、白吃饭，你这算是什么！我被她说得无言以对，我那些“神理”在人家的“人理”面前竟然无言以对。

　　后来，队长安排我们看《焦裕禄》、《雷锋》等影片。尽管我极力提醒自己不要动情，但看着看着，还是止不住流下了眼泪。我想，自己这么不服从管理，可政府、干警们仍然对我这么关爱，和雷锋、焦裕禄的无私奉献相比，我的心灵是多么自私和肮脏啊！如果平时连个助人为乐的好人都做不了，还谈什么“真、善、忍”。看完片子以后，狱长陪同省领导专门来看望我们这些服刑人员，狱长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回到大家中间来吧，我们都在热切地企盼着你回来”，那一刻，我感到一股暖流涌遍全身。那天晚上，我想了许多许多……

　　我终于敢对我曾经顶礼膜拜的“教主”李洪志有所怀疑了。我想起了李洪志的种种不真、不善、不忍的表现：改生日、谎称“4·25”事件不在国内，是不真；让我们这么多人反党、反社会、反人民，为他坐牢入监，是不善；鼓动我们这些痴迷者上北京闹事，是不忍。其实，说穿了，“真、善、忍”不过是李洪志诱人上当跟他走的幌子，根本不是什么“法”。

　　当初“修炼”是为了“圆满”，我最终发现，李洪志在引诱人在他设计的这条路上走下去，一步步地陷在其中不能自拔，以致出现了天安门广场自焚事件以及许多绝食、上吊、自杀等事件.）“修炼”来“修炼”去，这些大法弟子们都修成了这副模样，这样的“修炼”还能要吗？再这样修下去，我的出路也只能像他们一样————毁灭自己。

　　“法轮功”是地地道道的害人功、吃人功，李洪志纵有三头六臂，也绝不能把我拉回他的魔窟了！今后，我一定要重新做人，回报社会，以实际行动感谢那些关心我、教育我的人们！

　　点评：梁业宁的转化，归功于党和政府所采取的正确的方针政策，归功于监狱干警艰苦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但更需要指出的是，“法轮功”反人类、反社会、反科学、反政府的邪教本质，本身就埋下了使其追随者最终必然与其反目为仇的因子。

　　“法轮功”的那套歪理邪说，尽管能暂时迷惑住某些人的心灵，但终究经不起理智的思考和时间的考验。因此，我们要紧紧抓住“法轮功”组织的邪教本质，用李洪志一手操纵的“天安门自焚”等一系列触目惊心的事实去教育启发那些“法轮功”痴迷者，深入细致地做好他们的转化工作。这样，就能使这些人幡然醒悟，与“法轮功”邪教彻底决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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