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新移民的夜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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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民周刊》：新移民调查，感觉还是科学

　　新上海人，是这座都市中新的族群。

　　调查者的主要意图是：了解新移民们原生态的社会生活，勾勒出包括生活目标、生活手段在内的生活结构；了解他们的社会状况、社会参与，以及他们在上海的文化体验，包括文化冲击、文化摩擦、对上海的文化认同等等。这些提要曾经在课上被一条条阐述，但当学生们拿着列好问题的纸走近被调查者时，发现沟通并非如他们所想象——

　　三位调查员和三个群体

　　撰稿／李宗陶(记者)

　　暑假的华东师范大学田家炳楼格外清寂。在四楼的现代城市社会研究中心，我见到了陈媛媛、焦晓红、马清、张瑶瑶等几位调查者和他们的老师陈映芳副教授。他们现在正从事新的调查课题，但回望大二时所作的“新移民调查”，依然感慨良多。

　　“上海人，我们高攀不上”走近沉默的一群

　　陈媛媛：我找的是我们学校后门一个小吃店的3个女性打工者，分别是30岁、32岁、35岁。其中一个长得很动人，像传统意义上的徽州女人，有着那种应该留在家中相夫教子的气质，但她却离开了家乡，来到上海这个人人向往的地方。

　　那是一家十来个平方米的小吃店，我常去那儿吃饭，通过老乡介绍，再跟她们攀上老乡，然后我又去了很多次，跟她们熟起来。灶间是她们的工作地点，大概四五个平方米，摆着炉火、案板，刚好塞三个人，多了我，便没法走动了。灶间温度很高，我站在门口就能感觉到油烟和热度，而她们，每天要在里面呆十几个小时。

　　她们一开始并不愿意做访谈，都笑，“没什么好说的”。我说这是一个社会调查，是我们的作业。我站在那里跟他们说呀说呀，后来她们就肯聊了。聊起来，就发现东西多了。当时我也没带采访机，因为她们比较拒绝这个东西。我就拿了张纸开始记，也记不下来，因为3个人同时说。但是回去整理的时候，发现写完一句话，下一句自然而然就出来了，因为印象深刻。

　　这些打工者的作息时间大致是这样：每天早上7点上班，忙到晚上11点多关门，洗洗弄弄12点多才能上床睡觉，所谓的床，也就是在白天客人吃饭的地方搭个铺。白天吃饭时间不固定，中饭有时要到下午两三点钟才能吃到，如果有客人来，得放下碗去招呼，再捧起时，饭已凉。这样劳作一月，她们能拿到400元。

　　家乡远在安徽，原先“守着几块地，弄点死钱”。她们都结了婚，孩子已上小学，先是丈夫到上海，扎下根，然后她们跟来了。交际范围主要限于老乡，在小区里租住房子也不能拉近他们与上海人的距离，一是因为早出晚归，彼此照面都难，二是“上海人，我们高攀不上”。

　　但那种“被人瞧不起的滋味”，深深印在她们心里，主要来自于那个与她们年龄相仿、脸上残留着眼线和眉毛纹过痕迹的老板娘。“一天到晚骂我们‘乡下人’”，她们为此充满怨气，并常在心里发狠要让小孩多念书，以便日后不再受气。

　　她们的目标很明确：趁年轻多赚些钱，等过两年干不动了，就回家种地去。

　　想念家乡，家乡有孩子。每次返乡再回沪，孩子总嚷：“妈妈，不要走”。她们会硬硬心说：“你要是想吃好的，喝好的，妈妈就要去打工。”而孩子，似乎也听懂了。在她们的家乡，确实已经有这样一批孩子出现：他们穿得比农村孩子要好，其他物质条件也介于城市乡村之间，但他们的眼睛里写着孤独和别的什么东西，因为父母都在城里奔命。由于缺少日常的呵护和关心，他们的成长也许会不同。陈媛媛：访谈到这里就无法再深入了。我觉得我已经跟她们很好了，好像可以再走进一点她们的生活，但事实上做不到。有些问题，可能是她们从来没有意识到的；而有些，是她们不愿去面对的。比方说，三人之一曾有过被遣送的经历。因为没有暂住证，她先被收容，遣送滁州、再到蚌埠，然后她又跑回来，老板给她办了暂住证。但她根本不提，还是同伴无意中漏出来的。我想，这是一段让她不愉快、因而不愿去回忆的东西。每个人都会本能地拒绝触动内心的伤疤，除非迫不得已。我曾经给那三个安徽老乡留下我的手机号码，但她们始终没有跟我联系过。我曾经抱怨过，后来明白了：对于她们，我始终是个局外人。这次社会调查给我最大的启示就是，我知道了“我不知道”或者说“我无法知道”的。另一个让我思考的问题是，对于“乡下人”，上海人不应该在需要廉价劳动力的时候才想到他们。如何打破二者之间的藩篱，在新移民与上海人之间调适出积极的心态，共同繁荣上海、栖居上海已是刻不容缓。陈映芳：我的学生为“无法知道更多”而苦恼，这本身就是一种进步。因为生活，确有不可视的一面，这本身就是一种社会事实。许多人可能没有意识到，社会的观察者与被观察者之间，有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人们能看到的社会事实是被限制的。对于处于社会底层的沉默的这一群，有许多深层次的东西被遮蔽。

　　美国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曾经说到了底层的隐蔽性。从表面上看，作为观察者的我们可以比较容易地接近那些下层的人──在城市里，他们常常就靠在马路边，他们的家也可能是敞开着门的，而不像中层、上层的人那样深藏于新村楼或高级公寓中。但是接近一群人，并不意味着就能了解有关这群人的“社会事实”。对于身为研究者的知识人或者身为调查员的学生们来说，城市社会的底层，除了贫困、不幸外，还有着他们极少了解、也很难理解的种种价值规范和生活方式，那是一个隐藏着包括种种灾难甚至罪恶在内的另一种世界。

　　如果一个研究者仅仅本着“关怀”的出发点去观察“弱势”，那么，他就可能带有某种与研究对象一体化的倾向，从而去寻找符合其想象的事实，将被过滤的情景当作社会事实。颇有意味的是：当陈媛媛去小吃店补拍三位女性打工者的照片时，其中的一位已经离开了，当《移民上海——52人的口述实录》一书出版她再去时，其余两人也全走了，小吃店换了一批打工者。陈媛媛告诉我，从做访谈到现在，这家小店已换了三拨人。流动，再流动，他们在这座城市里没有根。

　　“上海人：我花了18年时间才能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感受强烈的翻身感

　　“我的上海白领朋友们，如果我是一个初中没毕业就来沪打工的民工，你会和我坐在Starbucks一起喝咖啡吗？不会，肯定不会。我花了18年时间才能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

　　这是被访者H与调查者焦晓红对话的开头。通过哥哥的介绍，焦晓红走进了大学毕业后留在上海的白领圈子，她对他们的评价是：非常优秀，有很强的翻身感。焦晓红：我们的交流是从成长历程的比较开始的。我发现一些在我们看来唾手可得的东西，他却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从出生一刻起，他报的是农村户口，而我是上海户口。如果长大以后他一直是农村户口，那么就无法在城市中找到一份正式工作，无法享受养老保险、医疗保险。

　　我问他：“为什么非要到上海来？农村不挺好吗？空气新鲜，又不像上海这么拥挤。”他说，农村没有好的医疗条件，就像这次SARS，让大家一夜之间发现农村的医疗保健体系竟然如此落后；农村物质供应也不丰富，因为挣的钱少，贵一点的东西农民就买不起，所以商贩也不会进太多货；农民没有职业发展规划，因为农民不是一个职业，而是一个天生的阶层；农民没有自我实现的满足感，因为绝大多数人还在为基本的生存而奋斗，春节联欢晚会中说的买得起等离子彩电的农民毕竟是个别现象。

　　H有强烈的刻苦学习的欲望，因为只有考上大学，他才有可能摆脱农民的身份。从小学到高中，他奋勇搏杀，眼看着周围的同学一批批落马，前面的路越来越窄，他这个佼佼者心里亦喜亦忧。激烈的竞争让他不敢有一丝懈怠，除了学习，他无暇去顾及业余爱好，学校也没有这些发展个人特长的课程。从进入高中的第一天起，校长就告诉他们，这三年只有一个目标——高考。于是，他披星戴月，早上5：30起床，晚上11：00睡觉，就连中秋节的晚上，还在路灯下背政治课习题。

　　他说，“与上海学生相比，我们的考卷不一样，如果考卷一样我们的分数线就不一样(他们更高)，但是当我们都获得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所交的学费却又是一样的。”4年学费生活费总共5万-7万元，对于他所在的那个东部沿海开放省份的四口农村家庭意味着22年的积蓄！前提是任何一个家庭成员都不能生大病，而且另一个孩子无论成绩多么优秀，都可能被剥夺上大学的权利，因为家里只能提供这么多钱。

　　他还算幸运，东拼西凑加上助学贷款终于交齐了第一年的学费。看着那些攥着录取通知书愁苦不堪全家几近绝望的成绩优秀的农村同学，看着那些教育产业化时代大学需要招收的富裕但成绩不怎么优秀的城市同学，他的心中不是滋味。而本科时代那位每天拿着饭盒到学校餐厅里捡吃剩饭剩菜的同学的身影，深深地刻在他4年大学生活的记忆中。

　　读硕士期间，他曾与同学讨论过一个维达纸业的营销案例，那位已有3年工作经验的上海女同学提出一个方案：应该把维达纸业开发的高档面巾纸推向9亿农民市场。他很惊讶，问她是否知道农民兄弟吃过饭后如何处理面部油腻。她疑惑地看着他用手背在嘴角抹了两下，然后露出鄙夷神色。

　　他必须忍受城市同学的嘲笑，必须几个星期不吃一份荤菜，周六周日全天泡在图书馆和自习室，在自习回来的路上羡慕地看着校园舞厅里的成双成对，在寂寞无聊的深夜在操场上一圈圈地奔跑……，然后，他才能想象着有一天毕业的时候，在这个大都市里挣一份工资，能和生长在都市里的同龄人一样成为一个上海公民；他想象着父母为此骄傲的脸庞。

　　终于毕业，历尽艰辛在上海找到一份月薪2000元的工作，除去租房、交水电煤电话等费用，还要还助学贷款，还想给家里寄点钱让弟妹继续读书，剩下的钱只够他每顿吃盖浇饭。

　　H最后发现，就目前来说，他还是不能与上海人坐在Starbucks一起喝咖啡！

　　焦晓红：所以，我非常能理解他们身上那种强烈的翻身感。我觉得他们非常优秀，并不是单纯地向上海人靠拢、接轨的概念，因为有着比上海人更高的对自身的要求，他们更有可能跟国际接轨。他们影响了上海这座城市的素质和气质，是一种相互影响、甚至是带动。(此时其他调查员插话：隐隐感到这一群中某些人身上存有另一种因子，他们似乎会为达成目标，比如为留上海而不惜代价，受过的教育会帮助他们找到最有效的手段。)

　　H告诉我，他并不怨天尤人，这个世界上公平是相对的，而不公平是绝对的，但是对不公平视而不见却是可怕的。他希望通过一代甚至几代人的努力，让公平公正和社会文明一起生长。

　　陈映芳：这次的新移民深度调查让我明显地意识到，在上海，个人条件在新移民的社会流动、社会分层中具有的意义正变得越来越重要。新移民的年龄、职历、学历与他们的移民体验、生活现状有着显著的关系。

　　移民上海是一个进入城市社会、成为城市人的过程，这是一个不断挑战的、自我改变的过程，也因此会是一个充满艰辛和痛苦的过程。对上海的向往和愤慨，对上海人的羡慕或鄙夷，对未来目标的憧憬和对自身状况的无奈等等，复杂地交织在人们的移民体验中。

　　行走在农村人口向城市渗透的另一条路径上，这些“翻身”的诉求者亲历了城乡差别和彼此间的陌生，并渐渐融入了这座城市。接受调查时，“在上海等待机会”、“上海让我有冒险乐趣”是那些渐入佳境者的反应；而“上海还不够大气”、“高收入并不能使我融入上海”则涉及对城市文化的批评。譬如来自广西百色、在网络技术部任经理的韦先生手下大部分同事是上海人，他很不喜欢他们“我等下call你”式的夹杂英文的表述，“他们认为这是最符合国际潮流的，但他们错了”；他也不习惯在下班的前一分钟办公室还满满当当，待上趟洗手间回来，那些上海人，一下子全不见了。

　　“要有‘成就’的人说出真心话本身就难，将其真实状态公之于众就更难”难以接近的“成功者”

　　陈媛媛的另一个调查对象是一个很有儒商气质的台湾人。“他很有意思，拿一支铅笔，一个劲地跟我说老庄啊，哲学啊，像上课一样。谈了半天，什么也记不到。受过教育多的，自我保护的意识比较强，我是指对内心世界的保护。他始终在那个最表面的层面跟你谈，他会有选择地告诉你这些，而不告诉你那些。”

　　陈映芳介绍说，此次调查，最初并没有在对象的选择上作概率意义的安排，结果第一阶段汇总后，发现较多的是民工、保姆及年轻职员，相应地缺少了“高级白领或移师上海做生意的老板级人物”。后来，几位学生有针对性地找了些经理、台湾人、日本人等进行调查，有的算是完成了任务，有的设想中途告吹。

　　原因在于，这一类人可能对宣传个人“成功”还有兴趣，但听到“社会学调查”就不易配合，因为调查员需要的，是真实的事实。有“成就”的人要他说真心话本身就难，将其真实状态公之于众就更难。

　　另外这类人实在太忙。调查员一般都要有几次长谈，有时完成第一次后，要耐心等很长时间对方才能配合第二次。陈映芳说，这种现象是社会调查的一般规律，所以社会学家做农村调查、做弱势群体的多，做城市调查、强势群体的就少。一方面是人文关怀，另一方面是关怀弱势容易，接近强势难。

　　这一切，决定了调查员邵蕴绮和“百乐门”总经理陈金源对话的基调。

　　陈金源1991年到上海时觉得有些失望。上海老百姓的生活并不像想象中那么好；外滩的建筑，表面看上去不错，到里面就觉得不舒服，一家丝绸商店里甚至散发着一些霉味。1992年他的餐馆开张后，下设的舞厅人气很旺，一晚上总有六七百人，可盘点营业额却只有三四千元。当陈金源发现有些人为了省饮料钱跑到洗手间喝生水，内心很受触动。那是13年前的上海。

　　陈金源见证了上海的发展：外资的大批涌入，民营企业的崛起，以及许多转型带来的变化。譬如上海的出租车司机，刚开始很风光，每天可以赚很多钱，可现在坐上车，就看到他们冷淡而不快乐的样子。陈说，可能受的教育不同，在台湾，人们知道一切要靠自己努力，不会去抱怨社会。他觉得，这与一座城市的人文有联系。

　　去过很多地方，他还是最喜欢上海，因为上海有潜力，上海人聪明，在这里，每天都能感受到竞争的活力。有些新移民不喜欢上海人精明，陈金源觉得很正常，每个地方的人都有其特性，无所谓好坏，也非绝对。

　　邵蕴绮：对于陈先生来说，他成为上海的一分子是生命中非常自然的一个事件，在上海，他始终处在社会的较高层次，所以，他不需要去很艰难地适应上海的生活。从一开始，像他这样的群体就是上海多元性的组成部分，他们参与创造上海的文化。

　　陈映芳：当研究者以今天的城市社会为研究对象时，仅仅在接近、了解社会事实这个层面上，就可能会感到种种无奈与无力。一种具有普遍性的经验常识是：城市调查的拒访率明显高于农村。对农民的调查，我们的访问员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到受访者的配合；而对城市居民的调查，我们的访问员则往往要受到对方的质询，必须得出示证件并反复说明。

　　而在城市内部，阶层间的差异也显而易见。上海有几位社会学者曾长期从事社会分层调查，但无论如何努力，最终还是没能进入某些高档住宅小区做他们想做的实证调查。

　　这种限制决定了媒体在表达时的姿态。像某个以“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的电视栏目，就明显用两种不同的镜头和记述方式在观察、展示强势的和弱势的两种人。像下岗工人一家围着一碗咸菜、几个馒头吃饭的场景，看似温情脉脉，实际上镜头和语言不自觉地带有某种霸道的意味；而对成功人士个人奋斗历程的展示，却往往流于媚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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