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稿／李宗陶(记者)

　　52个人，52张脸。如何在这有限的面孔中梳理出今日上海新移民变化中的特性和共性，是记者分别访问三位学者的目的。

　　俞吾金 哲学博士，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主任

　　李路路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系主任

　　陈映芳 社会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系主任

　　记者：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是，今天当我们说到中国一座城市的移民时，没有办法知道他们究竟有多少人，是谁，以及在哪里。其中衍生出来的问题就是，如何定义“上海新移民”？

　　陈映芳：在国外，有移民局这样的机构，而中国没有，所以，我们缺乏这方面的统计资料。

　　“上海新移民”这个概念，一直没有正式进入社会科学的话语体系。在大量研究课题的调查报告、学术论文中，这一群体多被划入“外来流动人口”、“民工”或“外来投资者”、“外来人才”之类。有关他们的问题，则被设置在“人力资源开发”、“城市化”及“城市发展规划”等宏观的叙事框架中。在一些政府部门挂着的相关机构的牌子上，他们有时被简称为“外口”(外来人口)。

　　此次调查，我们之所以采用“新移民”概念，理由很简单：社会学需要关注人，人的状况、行为等等。这些人从别的地方移居到上海，在这个城市中工作、生活，并且大多有在此长期居住的意向，称之为“新移民”是对一种既定事实的认定。“移民”在这儿是个社会性的概念而非法律上的身份标志。

　　至于在上海多长时间才可算“新移民”，虽然有的调查机构(如美国盖洛普公司)认定在一个地方居住半年以上即可算移民，但出于对新移民生活史的调查需要，我希望同学们能找到那些移居上海时间稍长的人去了解。不过后来并没有对时间作明确的规定，事实上有个别同学的采访对象只有几个月的移居史。

　　俞吾金：在我看来，缺少相关数据有两个原因。

　　首先要看到，城市新移民这一群体是伴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而降生的。市场经济决定了人口从经济要素低的地方向经济要素高的地方流动。

　　国外的市场经济是经过几个世纪的渐变自下而上产生的，而中国的市场经济是自上而下的，所以许多新事物的产生缺少制度基础，对一些新问题新现象，政府没有准备。

　　没有完善的法律，必然没有系统的调查机构。我认为，政府部门应该跳出实用主义的框架，立足长远，成立专门机构，从调查入手，配套相应政策法规，认真对待新移民这个群体。

　　其次，是缺乏民间机构参与。在西方高度文明的社会，奉行“市民社会理论”。类似这样的调查，是在官方或民间基金会的赞助下，由民间的调查公司(如美国兰德公司)或研究机构来完成的。而在目前的中国，政府仍然倾向于包办所有事情，即所谓“大政府小社会”。其实，应该呼吁政府重视，多管齐下，鼓励民间机构或者高校对新移民问题进行深度调查。

　　至于新移民的定义，我倾向于用一定年限来界定。譬如说，5年或者10年，有无定居意向也应该是一个重要的参考系数。

　　李路路：统计这块，目前是由政府部门来做的，一般以“外来人口全面普查”的形式进行。像北京，做过2-3次，统计出来的数据是300多万。我要说明的是，对于新移民这一群体，在数据上完全科学是做不到的。

　　但具体对这一群体的调查，政府几乎无法展开，因为他们非常分散，流动性又高，目前只是学者和研究机构在小范围内进行。由于样本抽取的方式不同，同质性各异，所以，只能用“具有参考价值”或“有一定代表性”来评价其结果，也就是说，跟大家感觉到的差不多。

　　记者：上海新移民在进入这座城市之后，面临的共同问题是什么？

　　陈映芳：从社会学的角度，我认为新移民主要面临对上海这座城市的文化适应和文化认同。我的学生朱娟娟也是调查员之一，她在调查结束后的论文中总结了影响这种适应和认同的五大因素。

　　第一是语言。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即使是白领阶层的新移民也难免有因为语言问题被歧视的经历。一个有着国外工作经历的天津籍新移民说：“我有过被歧视的经历，因为我说的是普通话。在公司里，我总被叫去做一些琐碎的工作，这些工作根本不需要一个拿我这样工资的人去做。”

　　然而如果是外国人则另当别论，可见这种语言优越感究其根本还是地区优越感。因此，新移民融入上海的第一个挑战就是语言关。沪上出现了针对白领新移民的沪语学习班，足可见沪语在新移民融入上海时所起的重要作用。

　　此外，是社会关系网络、生活习惯与价值观、文化距离和互动的影响。一个跟随丈夫来到上海的钟点工说：“刚开始，我不太会做饭，而且烧的菜也不好吃。上海人喜欢吃甜的东西，我们家烧菜一般不喜欢放糖，所以口味不合。我们那里许多菜的烧法与上海不太一样，我就从烹饪书上学到了不少烧菜的方法，很快就适合了各个家庭的饮食习惯，也赢得了他们的信任和尊重。我也渐渐喜欢上这份工作。”

　　记者：你说的这种互动我也有感觉。就像有学者指出的，上海这个地方已不是原来地理上的概念了，它本身便是一种文化，一种媒介。新移民带来和创造出种种文化因素，经过上海这一文化载体的接收、放大、变化和输出，产生原先未曾预想的新文化。

　　陈映芳：所以，新移民也在影响着上海人，近几年上海人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形象正在悄悄发生变化。

　　记者：这几年，我们感觉到的新移民和早些年好像不太一样。譬如说，原来打工者男的多，现在拖家带口全过来了。我认识的一个安徽保姆，从最初她丈夫来，到后来她来，直到现在她父母、儿子、姐妹兄嫂，全都在上海打工或者上学，算算也有10年了。李路路：经过20多年的时间，新移民确实呈现一些新的趋势：

　　第一，城市间移民增多。虽然从农村到城市的流动性移民仍是移民的主要部分，且还在迅速增长，但城市之间的移民已经开始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第二，移民的女性化趋势。在过去几年里，新移民中的女性比重一直在增加，女性在城市之间的流动人口中已占优势。

　　第三，作为“永久居留者”而非“暂住者”。特别是那些来自农村的流动者，除非受到强迫，多数人都表示不打算再回到农村，只有不到10%的人愿意返回农村的家乡。

　　第四，移民的大龄化。较早时期的移民迁移的年龄段多在20-25岁之间。现在迁移的人口平均年龄在30岁左右。更多的单身人士会移民，或者说移民很可能会在城市居住几年后才结婚。女性移民比男性移民在移民前就结婚的可能性更小。

　　第五，流动人口的受教育水平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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