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夏酷暑。

　　刘三娃躺在姐姐家的土炕上，伤口一阵阵地疼痛。至今尚残存数十枚异物的双眼仍然无法睁开，右小腿高肿，打着五根钢筋的伤口处不断地有脓血渗出。

　　回忆起那个冬天，刘三娃的脑子里只有矿石、炸药、伤痛。赚钱养家的梦想，已随着那声巨响完全破灭了。

　　梦想和胳膊一块被炸飞

　　“是一个好劳力。”和刘三娃一起到大洋铁矿做工的同村刘宝名这样对记者说。很难想象，记者眼前的这个刘三娃，在一年多前还是一个生龙活虎的壮劳力。

　　“当时一共点了两炮，响了一炮，另一炮过了十分钟也没响。三娃就过去看，刚走到跟前就响了。”回忆起2001年12月25日的那次爆炸，当时在场的工友至今仍感到恐怖。刘三娃被炸出去三米多远，左胳膊被炸到了十几米开外，浑身多处受伤，当时就失去了知觉。

　　大洋铁矿的负责人闻讯赶来时，发现刘三娃还有一口气，马上派车将其送往繁峙县人民医院。医院当天做出结论：伤情太严重，以县医院的技术条件无法处理。就这样，处于昏迷状态的刘三娃被连夜送到省城。

　　“伤情严重，随时有生命危险。”山西省人民医院当即就下达了《患者病危通知书》并马上组织抢救。经过13个小时的手术，刘三娃留住了一条性命。但因爆炸所致的终身残疾却又使刘家人陷入了深深的担忧。这个刚满22岁的孩子，左前臂完全缺失，双眼残留异物，全身多处粉碎性骨折，完全丧失了劳动的能力。

　　刘三娃所在的文溪村地处山区，极为偏僻，离县城还有100多公里，全村人就靠种植高粱、莜面和养羊为生。刘三娃在家排行老五，父亲已年近七十。自哥哥和姐姐相继成家后，赚钱养家的重任就落在了当时才16岁的刘三娃的身上。

　　2001年9月，繁峙县大洋铁矿开始在刘三娃所居住的文溪村附近的小岩洼采矿。刘三娃听到消息后，托人介绍到了采矿点进行爆破采矿工作。爆破工作的高度危险性并没有阻止刘三娃赚钱养家的念头，也没有引起这个没有采矿许可证和爆破证的大洋铁矿的重视，直至事故发生，刘三娃都没有受过任何的岗前培训和安全教育。“人家告诉我怎么点。我就怎么点”，只上过小学三年级的刘三娃，以为只知道怎么点炮就足够了。

　　矿方拒赔，祸起“生死合同”

　　2001年的11月，文溪村的村民刘先文承包了小岩洼的采矿。在刘先文与大洋铁矿的承包合同中，记者看到了这样的字样：“发生人身伤亡事故，甲方（大洋铁矿）概不负责。”在这样的约束之下，刘先文开始考虑如何转移伤亡事故的责任。参照周边地区采矿点的做法，12月1日，刘先文草拟了这样一份合同：“如发生伤亡事故，连医疗费补到三万元，以后在（再）不负担。”而合同的标题则为：“人身伤亡合同”。当工友们相继在合同上签字后，刘三娃也在合同上按下了手印。

　　“当时觉得能保住这个工作，收入不错，就签了合同。”刘三娃在签合同的时候怎么也不会想到，这样的灾难会真的降临在自己的头上。然而正是这份合同，成为刘家人创伤的根源。

　　2002年1月10日，也就是刘三娃在省人民医院抢救、治疗15天后，由于大洋铁矿不再负担医药费，刘三娃被迫出院转往太钢总医院，因为这里的各项费用要低一些。而此时大洋铁矿在刘三娃身上花去的医药费只有23800元。

　　刘家人为三娃治伤心切，于是在2002年2月至6月间多次找大洋铁矿要求继续为三娃治病，而大洋铁矿的态度令刘家人一次次的失望。铁矿负责人一方面否认和刘三娃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另一方面则以刘三娃和刘先文之间有一份人身伤亡合同作为理由，拒绝支付医药费。铁矿拒赔，但儿子的伤必须治，刘三娃的父母只好四处借钱，其中三分利的高利贷就借了3万元。2003年春节，为了躲避债主的逼债，刘三娃的父亲都没敢在自己的家中过年。

　　据承包小岩洼矿点的刘先文讲，在矿藏丰富的繁峙县，这种生死合同非常普遍，“3万元就不算低了。”

　　繁峙县安全生产管理部门事后查处此事，只是将矿工们手中的“生死合同”没收，并未对大洋矿进行任何处理。“大洋矿的老板是远近闻名的企业家，连县政府都得给他三分面子。”刘三娃的舅舅对记者说。

　　畸形的部分裁决

　　2002年6月，陪刘三娃在太钢总医院治病的大哥找到了山西省劳动保障咨询服务中心，经询问，得知可以通过法律途径向大洋铁矿索要医药费和各种赔偿，于是委托该中心主任咨询员王耿作为三娃的诉讼代理人办理此事。

　　在经过调查了解案件事实后，7月3日，王耿向繁峙县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递交了《劳动仲裁申请书》，要求仲裁委部分裁决大洋铁矿支付急需的治疗费、生活费共计10万元。从此，刘三娃向大洋铁矿索赔走向了法律的途径。

　　繁峙县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自1987年成立以来，从未正式开庭审理过一起劳动争议案件。因此，刘三娃一案也就成了繁峙县历史上的劳动争议仲裁第一案。承办此案的仲裁员张云寿对刘三娃的遭遇非常同情，但从未有过办案的经验也使他显得有些不知所措。

　　2002年7月23日，案件在繁峙县劳动局办公室开庭审理。王耿对当天开庭的情景至今还记忆犹新，“没有进行案件事实的调查，没能进行举证、质证，甚至没有工伤认定材料，就当庭作出了裁决。”没有进行工伤认定会对案件今后的审理带来非常大的麻烦，因为此程序是工伤案件审理的必经程序。

　　仲裁庭当庭部分裁决大洋铁矿支付刘三娃急需的治疗费和生活费共计66000余元。所谓部分裁决，就是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在劳动争议案件终结裁决作出之前要求企业预先支付职工一方工资、医疗费的仲裁措施。然而这样的一份裁决书却无法让刘三娃一方高兴起来。

　　记者在刘三娃的案卷材料中看到这份特殊的部分裁决书。裁决书是用手写在一张B5纸上的，裁决书只注明了申诉方，未注明被诉方。在整个裁决当中，记者未看到一份法律文书必须具备的事实认定内容，也没有写明双方的请求和辩解，只是写明由大洋铁矿支付刘三娃各项费用计66000元。最让人难以理解的是裁决书的尾部写道：“如不服本裁决，可在接到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有关法律明文规定，部分裁决一经做出，即发生法律效力，任何一方都不得到法院起诉。然而繁峙县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却破天荒地作出了允许当事人起诉的部分裁决。

　　“仲裁员连最起码的程序都不清楚，难以想像这样的仲裁委能及时地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在接到部分裁决书后不久，刘三娃的诉讼代理人王耿向忻州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发出书面建议，要求市劳动仲裁根据有关规定直接调取此案进行审理，理由是此案相对复杂，较难处理，繁峙县不具备处理该案的能力。但信件发出后却如石沉大海，至今没有回应。

　　迷途的诉讼

　　接到部分裁决后，申诉人一方曾经建议繁峙县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对裁决书内容进行修改，但仲裁委并没有认识到裁决书中的严重错误。无奈之下，刘三娃只能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要求大洋铁矿履行该裁决。然而一个多月后，令刘三娃及其家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2002年9月初，刘三娃接到了繁峙县人民法院的传票。原来，大洋铁矿在接到部分裁决后，向法院提起了诉讼，将刘三娃和小岩洼矿点的承包人刘先文告上了法院，要求法院撤销仲裁委作出的部分裁决。自己受了工伤反而却成了被告，刘家人异常气愤，刘三娃的母亲为此曾一度精神失常。

　　接到应诉通知书后，刘三娃的代理人曾和法院立案庭联系，告知其针对部分裁决的起诉法院不能受理。然而得到的回应是：已经立案，要驳回起诉也是承办法官的事。

　　作为审判机关，法院工作人员对法律法规的陌生竟然到了如此地步，令刘三娃的代理人感到深深的无奈。9月25日，刘三娃向繁峙县人民法院提起反诉，要求大洋铁矿支付其治疗费及各项工伤待遇共计85万元。这个数字创造了我省个人工伤索赔金额的最高纪录。

　　繁峙县人民法院在经过开庭审理后，认识到了在立案阶段没有及时审查的失误，同时大洋铁矿似乎也预料到了案件的结果，于11月25日向法院提出了撤诉申请。就这样，在劳动部门作出部分裁决后，刘三娃及其家人在痛苦和焦虑中度过了漫长的4个月。

　　由于得不到及时的医治，刘三娃的腿伤和眼伤不断恶化。

　　2003年2月，刘三娃重新向繁峙县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递交了仲裁申请，要求对案件进行终结裁决，而当时的承办仲裁员张云寿要调往安监局当副局长，案件只能放下来，等待新的仲裁员来审理。然而如今时隔半年，再也没有新的仲裁员接手此案。

　　繁峙县法院执行庭在接到刘三娃的强制执行申请近一年的时间中，仅从大洋铁矿执行回一万余元。“执行的确有困难，大洋矿的银行账户很难查到，其他财产只有矿石之类的东西。”法院执行庭的庭长这样解释道。

　　而此时，刘三娃和他的家人能做的，只能是等待，他们期望仲裁委能早日开庭，作出公正的裁决。但是他们或许还不知道，在整个劳动争议的处理程序中，他们才刚刚迈出了一小步。刘三娃的代理人王耿为记者做了一个简单的测算：如果仲裁委两个月内能开庭审理，则作出裁决最少还需三个月；如果一方当事人对仲裁结果不服，起诉到法院，一审的审限为六个月；如果一方当事人对一审判决不服，上诉到二审法院，又是三个月的时间，这样距离终审判决最少还需要一年的时间。如果大洋铁矿不履行判决，再去申请强制执行，则需要的时间更长。

　　记者走访了省城一些律师事务所，大部分律师对劳动争议是敬而远之。“涉及的政策法规较为庞杂，难以掌握，而当事人又多为弱势群体，难以承受代理费用。”这是律师对代理劳动争议普遍的看法。而此案中刘三娃的代理人王耿却有更深刻的认识。面对记者的提问，这位山西省首届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卫士、山西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不愿更多地评判涉及此案的仲裁员和法官，只是反复强调，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工作要做好，不仅要提高劳动者的法律意识，提高有关机构和工作人员的劳动争议处理水平和素质更是重中之重。

　　据了解，每年全省劳动保障系统都要对各地的劳动争议仲裁工作人员进行培训，以提高其劳动争议的处理水平，但由于时间、场地、人员等条件的局限，每期培训只有短短的三四天，而劳动争议处理制度又相对的复杂，短期的培训所起的作用实在太有限了。

　　此外，记者在一些地市采访时，也遇到过劳动部门的仲裁人员诉苦：办案没有经费，没有必要的交通工具，没有开庭审理的场地，没有第一手的政策法规资料，没有……

　　在记者的采访即将结束时，刘三娃的哥哥打来电话，说医生看过三娃腿上的伤情后，摇了摇头，可能这条腿保不住了。 刘捷

　　(山西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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